趙新聽了江藩的話，起身在屋裡走了幾步，他一把拉開門，凜冽的寒風撲麵而來。阿妙看到趙新穿的少，連忙進屋取了大衣，踮著腳披在了他身上。
趙新盯著阿妙，把對方看的都不好意思了,臉一紅低下了頭。此時隻聽他緩緩道：“江先生，有一位聖賢的話你一定沒聽過。”
“哦？江某雖不敢說閱遍天下書，可自問‘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卻是看了的。請問趙王，不知是哪位聖人，所言為何？”
《尚書傳序》中說，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謂之五典；八卦之書，謂之八索；九州之誌，謂之九丘。
“三墳”的“墳”，其實是“大”的意思，所以《三墳》據傳是闡述大道的書。
“五典”的“典”其意為“常”，也就是五常，即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種行為準則。
“八索”就是八卦，比喻《易經》，不懂《易》，也就更不懂算數天文。
“九丘”則是介紹華夏上古地理的典籍，也就是輿地。
江藩的口氣很大，他也的確有這個資本。他年少時便授業於經學大師惠棟、江叔沄、餘古農。博綜群經，尤熟於史事。十八歲編寫《爾雅正字》，後又寫《周易述補》。曆史上他編寫的最有名的著作就是《國朝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和《舟車聞見錄》。
“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
江藩敏銳的注意到趙新說的是“人民”而不是“民人”，隨即拱手道：“哦？敢問趙王,何謂‘人民’？”
“第一個‘人民’，是指天下所有的人,不分帝王草民，不分賢愚。第二個人民，是說創造了這一切的人。孔孟、諸子百家、你、阿妙、尹兵衛、掃大街的、打更的等等，還有外麵那億萬耕地織布、開動機器的人。沒有這些人的勞作，所謂的聖賢什麼都不是！”
一旁的阿妙和尹兵衛聽到趙新將自己二人和孔子孟子相提並論，都驚訝的望向趙新，心說自己怎麼能跟聖人比肩？
江藩長歎一聲，衝趙新深施一禮，拱手道：“趙王為何不提自己？如今北海上上下下，若無趙王苦心經營，何來今日？”
“我？”趙新摸了摸阿妙那烏黑的頭發，淡淡一笑道：“我隻是個偷機取巧的罷了。”
說罷，他讓阿妙關上門，走過桌案，坐下後對江藩道：“江先生，我知道你們在擔心什麼。科舉麼，我暫時不打算廢除。”
江藩聽了這話頓時心中大喜，他說了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這個。
“不過，”趙新目視江藩，看到對麵麵露詫異後才道：“北海鎮這個體係的官員絕大部分不會走科舉，各級的行政主官更不能是隻懂四書五經，不通經濟民生、養著一幫師爺衙役、麾下奴仆成群，隻知一味撈錢的封建官僚。”
江藩的臉色變得很難看，他明白這是士紳官僚的通病，自古如此。真能像張居正、海瑞、於成龍那樣一心鋪在民生經濟上的官員少之又少。
“以後北海鎮的科舉考試裡，不管是哪一級，都要加一項策論考試。經濟、法律、地理、數學、化學等等各出一題，士子自選答之。考試通過後，還需要進行至少兩年的專業對口學習，才能從事事務官的工作，事務官乾過幾年，才能為政務官。”
江藩頓時長出一口氣，心說趙王這大喘氣真是嚇死人。策論嘛，這個簡單。像焦循那樣的，肯定選數學；洪君直搞不好就會選地理。
至於中了之後還要進行專業學習，這個更是應該。
秀才還要經過貢生的階段，過了“科試”才能考舉人；就算是庶吉士還得進翰林院學習好三年，時不時就得來場考試，不經坐館不得任職地方。
隻聽趙新繼續道：“捐官這種事在北海鎮是肯定不會存在的。”
江藩臉色頓時漲的通紅，興奮中向著趙新一躬到底，起身道：“此政大善！”
其實趙新思考了這麼多天，主要就是在想如何對待科舉。
這玩意根本不可能一下廢除。且不說科舉製度對於士人群體具有的特殊意義，而是儒家文明一直是通過這種形式，才能代代薪火相傳，並最終塑造了後世的華夏文明。
既然想成為工業化國家，那麼絕對專製就是第一個無法逾越的門檻。在這一過程中，必須要確立國家建設的信仰基礎。
與另一時空裡被迫近代化的滿清不同，本時空的北海鎮根本繞不開的是，儒家文化目前處於最為鼎盛的階段，其價值信仰係統深入人心，完全不存在認同危機。
晚清之所以滅亡，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傳統政治的合法性遭受外來文明的衝擊。
不平等的條約破除了“道統一尊”的地位，割斷了傳統權威生長的核心邏輯，傳統的“以德統力”觀轉為“以力彰德”觀。
道統關於權威來源的基本解釋是“唯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其中包含的權威生長邏輯鏈就是“天天子天下華夏四夷”。
也正因為如此，處理中外關係的製度安排必然是“夷夏有彆”和納貢製度。納貢製度是維係“道統一尊”不可缺少的一環，它不僅向世人勾畫出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圖景”，也強化著人們對“天子受命於天”的服從。
如果不分華夷、解除納貢製度，則“天子受命於天”而“威服天下”的邏輯就不完整。其進一步的影響便是既然“夷”可以不從夏，天下又何必從於天子呢？
如果說，由傳教士引入的西方宗教和自然科學對道統一尊的解構還多少帶有理論上的味道，那麼，不平等條約的簽訂無疑使這樣的挑戰變成了現實，並具有了法律效力。
問題是北海鎮是個怪胎！
從文明上講，趙新他們引入的其實就是外來文明，隻不過沒人知道；而從人種上講，趙新他們是中國人而非西洋人，所以也就不存在亡國滅種的問題。
所以這事就很麻煩了。
趙新不想遵循就有的朝貢體係，那麼就意味著自董仲舒以來確立的“君權神授”理論的崩潰。北海鎮以工業立國，則意味著“尚禮義不尚權謀，在人心而不在技藝”的立國之道再也站不住腳。
這時候如果還要廢除科舉，則意味著延續了一千多年的“知識權力化”鏈條被斬斷，將使得整個國家知識階層對國家認同和信仰的崩塌。
然而恰恰在這個絕對專製的時期，從政治上講，國家是需要知識階層協助，來建立認同和信仰的，否則就會處處烽煙，防不勝防。
某人說可以搞軍政府，以後再改過來。
近代國家的權力體係無非四種，財富權力化、軍功權力化、出身權力化和知識權力化，前三者已經被中國人所摒棄，隻有知識權力化才算是相對最公平的。
好的不學學壞的？除了滿足個人的野心還能有什麼？看看另一時空的暹羅和拉美，權力體係一旦固化，誰會允許外人動自己盤子裡的奶酪？所有想動的人，要麼最後是遠遁避禍，要麼就是全家死光。
皇帝？皇帝那時候隻是一個擺設而已。
所以，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科舉製是不是應該廢除，而在於新式教育體係能不能能替代科舉製的選才和教育功能，能不能立即擔負起科舉製原有的政治整合功能，能不能增強社會結構的彈性並有利於國家對社會的駕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