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武元年的大漢王朝遠比往年任何時候都要平靜。
冀州收複回來之後，劉備就再也沒有為接下來的戰爭做準備，朝廷開始了內政與外交的模式。
一封封公文不僅往全國各地送去，自己治下也同樣在不斷轉達。尚書台全力啟動，由於尚書令鐘繇去了青州，所以尚書令空缺。
但三公錄事尚書，陳暮也輔佐著三公進行公文事務處理，因此一切都有條不紊地進行，尚書台徹底成為了轉運機構，真正的掌權者變成了三公府以及少府。
劉虞時期，三公九卿成為了擺設，到了劉備時期，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陳暮的建議下，恢複三公九卿的職權，開啟了政務管理模式。
這麼做的原因首先是安撫朝中老一派大臣的情緒，恢複他們的權力有助於朝廷機構正式運行，同時也能讓劉備集團不需要再處理其它事務，否則養著那麼多閒人明顯就是屍位素餐。
從這一點上來看，劉備集團掌權和曆史上曹操集團控製漢獻帝掌權截然不同，這是因為劉備是皇帝，曹操是權臣，二者的立場不同，就代表了二者的掌權方式也不同。
曹操不是皇帝，所以他必須把所有權利攥在自己手裡。
而劉備是皇帝，按照陳暮的說法，他隻需要做兩件事——握緊錢袋子，控製刀把子。
也就是控製財政和兵權。
至於筆杆子，就交給彆的大臣去做就行。
三公九卿的職權得到恢複，冀州青州以及關中各地官員的派遣也提上了日程。
這一點很好辦，最近這些年泰山學宮聞名天下，無數世家豪族一來為了家族子弟能有個好前程，二來間接抱上劉備的大腿，方便下注，因此紛紛把優秀子弟送往學宮讀書。
學宮每四年一屆畢業生，如今已經發展十多年，優秀畢業生數萬，這些人有些被培養成了物理學家，有些被培養成了化學家，更多的卻是學儒學政，進入了青州政務台，然後被分配到各地擔任低級官吏，管轄百姓。
由於當時劉備隻控製了青州和半個徐州，可安插的官員位置數量有限，而每年又有大量畢業生畢業，導致僧多粥少，因此就連三韓半島、日本九州島這些窮鄉僻壤，也有大量的學生被送過去。
那些地方世家豪強子弟肯定不願意去，去的大多數窮苦人家的學生，陳暮曾經承諾過，如果能在那邊乾出成績，升遷速度要比大漢本土官員要快，以至於去的普通家庭出身的學生絡繹不絕，很快控製了三韓以及日本九州島各處。
現在冀州和關中到手，需要大量的官員補充，在青州僧多粥少的環境下，現在空缺了那麼多官員，自然很順利的就有了替補。
而這些官員得到分配之後，陳暮就立即聯合三公九卿，開始推動政務改革，或者說，也不算改革，而是把青州的模式直接照搬過來，分出更多的職權部門，精簡官僚機構，明確他們的職責，減少屍位素餐的發生。
陳暮打造了一個嚴謹的官僚體係，最上層的自然是三公九卿，俗稱為公卿集團，然後是三獨坐體係，原本的禦史台形同虛設，現在加入了青州監察體係，重設禦史大夫，類似於後世紀委。
首先是公檢法分離，設檢察機構，各縣立都察院，大理院，尉院。
大漢的訴訟和審案權力在地方由縣尉和縣令控製，中央則是廷尉掌管，所以最高機構並沒有實行權力分離，也就是像後世出現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這樣的機構。
因此對公檢法分離之後，就得重新進行職能分配。在地方上，剝奪各縣、州郡長官對於抓捕罪犯，調查案件的權力，改為各縣縣尉、各郡國中尉。
這樣就相當於縣尉是縣公安局長，郡國中尉則是市公安局局長，還有州府都尉就是省公安廳廳長，一層一層，有上下級領導職能。
而他們的最高權力領導則是九卿當中的衛尉，原來的衛尉職權很低，相當於守衛宮門的長官，宮中的禁軍由衛尉執掌，但如今改為掌管天下尉院，不再控製皇宮禁衛，相當於公安部部長。
大理院就簡單很多，相當於後世的法院，負責審理案件，有縣大理院、郡國大理院以及州大理院，最高領導則是廷尉。
都察院則負責刑獄訴訟，都察地方尉院案件查辦過程，確認無誤之後，由都察院向大理院提起訴訟，對標的是後世的檢察院，最高領導是光祿勳，也就是將光祿勳的職能提高到監察地方刑獄訴訟以及審查案件的問題。
沒辦法，東漢的監察體係隻有一個，那就是禦史，所謂的地方刺史，其實就是被朝廷中央派過去的禦史，所以刺史又被稱為禦史，他們的上司就是禦史台，如果刺史發現地方長官違法亂紀，就會上書到禦史台，然後再由禦史台轉交到三公審核，最後給地方官定罪。
如果將都察院的職能也放到禦史台去的話，那禦史台的權力就會空前膨脹，所以必須進行權力分割。公檢法的最高領導人對標的是最高法院院長、最高檢察院院長以及公安部部長，三法司平權，職務必須相當，所以就都由九卿擔任。
衛尉和廷尉進行了權力變更，原本就與衛尉職權有些重疊的光祿勳，自然也要進行職權變更，因此地方都察院的職能就交到了光祿勳的手裡，負責地方刑獄訴訟以及審查案件。
除此之外，陳暮還新設立了監察院，最高領導是禦史台。
監察院的職能就相當於紀委，禦史大夫由一位三公兼職，三公的級彆要比九卿高，這樣就能行使監察的權力，監督天下百官。
這樣從公檢法方麵，不管是在地方還是在中央層麵，大家都基本同級，互相沒有領導職能。就不會發生權力聚集，有地方官員一手遮天的事情。
而公檢法以及地方官吏又同時受到監察院的監督，監察院的最高領導又比公檢法的最高領導級彆高，就相當於紀高官肯定要比公安局長官大是一個道理。
如此就差不多完善了目前的公檢法，減少各地冤假錯案發生。
聽上去這個體係似乎是抄襲後世共和國的官員體係，但實際上這是漢朝自古就有的三司體係。
隻是漢朝的三司體係並不成熟，地方上並沒有做到公檢法分離，隻有中央有廷尉、禦史中丞和司隸校尉組成最高三司領導，隻負責重大案件，地方案件不管。
而到了唐朝開始，我們國家的公檢法製度就已經相當成熟，公檢法逐步分離，有大理寺卿、刑部尚書、禦史中丞這三名官員執掌，稱為三司推事。
到明清時就基本完善，由大理寺、刑部、都察院組成三司，大理寺負責審案，刑部負責破案，都察院負責檢察。
所以陳暮並不是抄襲後世共和國體製，而是將漢朝官僚體係，逐漸往明清時代發展。
不要以為明清製度很落後，明清屬於封建時期的巔峰朝代，各類體製相當完善，特彆是清代，整個官僚體係的運轉效率非常發達。
乾隆這種人玩了幾十年，江山還是穩如泰山，可見大大小小事務已經基本不需要由皇帝親自處理，都有各自職權部門處置。
陳暮把製度慢慢推進到明清時期的製度，其實本身就是一種進步，而且還是現有體製下的一種飛躍。
同時地方公檢法，除了都察院，大理院，尉院三司以及負責監察的紀委機構以外，還另外設置了一個吏治院。
這個機構相當於唐朝三省六部的吏部下屬機構，它的存在並不是起監察職能，而是起審查職能。官員成績乾得好不好，道德水準高不高，都由他們記錄，送到中央進行審查。
漢朝是一個高道德要求的時代，人們普遍尊敬道德水準高的人，一個人如果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和睦鄉鄰，那麼這個人很容易就被推舉為孝廉做官。
因此在順應時代的同時，陳暮也必須要求官員不僅有治理地方的才能，還要有極高的道德準則。
如果是在唐宋以後設置這個機構，估計大概率起不了什麼作用。
官員該貪腐就貪腐，該枉法就枉法。
但在漢朝，官員都非常注重鄉裡名望，如果一個人的名望很高，像李膺那樣，被稱為天下楷模，那麼走到哪裡都會被人尊敬。
像如今青州就有大儒王烈，堪稱漢末品德高尚模範典型，為人剛正不阿，公平處事，在青州名望極高，因此被陳暮推舉為青州吏治院州院長。
他在青州，青州不管百姓還是官員，都必須注意自己的道德水準，大大提高了德治。
正因為漢朝的特殊風氣和情況，讓陳暮才決定治理地方就用德治與法治。
用品德約束官員和百姓，有法律來嚴懲罪犯，同時公檢法分離，剝奪縣令縣丞等對案件的一手遮天能力，防止冤假錯案，對於製度相對落後的漢朝來說，這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
吏治院的最高領導由三公中的司徒兼任，東漢並沒有一個吏部機構，官員的升遷貶謫基本是靠皇帝一句話，所以設立吏部就非常有必要。
但還是那句話，如果直接推翻三公九卿製度，過於激進，所以隻能重新劃分職權，來間接達到這個目的。
三公當中，太尉執掌兵權，相當於兵部，司徒執掌教化，相當於禮部，司空執掌水利建設和土木建設，相當於工部。
而這隻是名義，在實際生活當中，他們基本都是個空架子，太尉控製不了士兵，司徒管不了教化，司空也控製不了水利和土木。
因此陳暮將他們的職權進行變更，從而讓三公有了實權。太尉不再掌控兵事，兼職禦史大夫，如此一來，太尉就成為了監察院最高領導人，相當於後世******。
司徒兼職中央吏院院長，相當於三省六部當中的吏部尚書和後世的組織部部長，控製全國官員的升遷，審查官員的政績，監督官員的道德水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