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親眼所見，她怎麼也想不到，無師自通的張老師在人物畫像方麵已經達到了這樣一個專業的程度。隻見他打開隨身攜帶的公文包，搬出一整套描畫模擬像的輔助工具，在“臉型”文件夾裡就有等比例的圓形、方形、菱形、長圓形、上窄下寬型、下窄上寬型等已經畫好的現成卡板，所謂的“臉型”並沒有五官，隻是一個臉的輪廓。張老師取出其中一張符合的，問“腮頰是癟的還是鼓的”，然後照著畫，照著改，直到描述者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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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問發型，在現成的“發型”文件夾裡取出四種男青年常見的長短不一的發型卡片，其中一個“姓李的”始終戴著帽子，就不需要分發型和發際線，直接往裡填畫五官。另一個“姓崔的”露出過頭發，就反複詢問他頭發的“長短、曲直、色澤、厚薄”、“發際線是平直、弧形還是反弧形”，還有“兩側額尖是彎折角還是直折角”……·真是不勝其煩。
兩個小時過去，小圓臉先行回槜洲上班，顧姓居民和徐利民分彆詢問一遍後又讓他們在會議室一起回憶，他倆互相啟發和補充，你一句我一句，簡直像唱雙簧一樣。陳晶晶注意到，儘管他們看起來十分認真努力地回憶著，但由於表達能力和描述能力的限製，更由於記憶的偏差，一旦畫像落實到紙上，他們又會疑惑不定、猶豫再三，甚至推翻了再推翻。張老師始終耐心傾聽，適時啟發，沒有一句多餘的話。
一天下來，畫像紙費了不少，但沒有一張是完整的。陳晶晶心裡沒底，又不敢問，即便曲曉明中途進來過一次，也隻是在一旁默默觀看一小會兒，一句沒有多問。眼看著太陽下山，下班時間到了，陳晶晶沒敢提下班的事。怎麼可能下班呢，想必人家張老師一定也想早點兒完成任務回家，可他似乎壓根兒沒想著回家。
照這樣耗下去，到明天這個時候，也不一定能畫出讓三方都滿意的畫像。家裡可是有一大攤事呢，陳晶晶心裡著急，但臉上是安穩的，不能讓外人瞧出她的不耐煩，否則兩個目擊者也會跟著不耐煩。她時不時給張希音的保溫杯續些開水，提醒他站起來走動走動，但他似乎聽而不聞，好像屋裡壓根兒就沒她這個人。
好不容易選好了眉型、嘴型，一張戴帽子的男青年麵孔被粗略勾勒出來。原來，人的相貌雖說千人千麵，但還是有一定類型可分，要不然，為什麼常常聽人說“某某人和某電影明星長得真像”這樣的話呢。換句話說，長相越普通的人越是有規律可循的。張老師一定是閱人無數，才琢磨出了中國人相貌特征的主要規律，大到男女、南北、胖瘦類型，小到眉眼、鼻梁、嘴巴特征，據此研發出了相當於通用版的零部件，根據描述把這些零件組裝起來，在這個基礎上進行有針對的調整，就能大差不差地畫出符合描述的人像。
這是技能，也是科學。
到了這一步，還隻是完成了十分之一，最難的是眼睛。“眼睛”文件夾的內容是最豐富的，大小、長圓、寬窄，三角眼還分上三角和下三角，眼皮除了分單雙還分厚薄，甚至分“外雙”或“內雙”，眼仁可以分成“白多”還是“黑多”，“上白多”還是“下白多”，總之要多細致有多細致，細致到無法再往下分為止。
張老師到食堂匆匆吃過晚飯，繼續挑燈夜戰。在加亮了燈光的會議室裡，張希音老師溫和的聲音再次響起。文件夾裡的各種卡片攤了一桌，從中挑了又挑，組了又組，炭條和鋼筆輪番在他手上倒換，橡皮擦反複在畫紙上打磨……直到深夜10點多，陳晶晶終於在黑白分明的畫紙上看見了兩個男青年形象，聽到徐利民一聲驚呼“就是他”，陳晶晶跟著長長地鬆了口氣。
但緊接著，她剛剛放下的心又提了起來。她驚訝地看到，不到四十歲的張希音老師在結束工作時，需要雙手按著椅子扶手才能慢慢站直身子，好不容易直起腰，他把衣服下擺往上撩一下，用力緊了緊紮在毛衣外的束腰帶。
次日早9點的晨會上，“李永春”、“崔成賓”的模擬肖像貼在了專案指揮部的大黑板上。
在海川，熟人稱呼他倆李子、八哥。
陳晶晶在金楓張羅模擬畫像的當口，陶然帶著小劉、任天華、邵勇去了竹澤。
望江縣公安局的蔣隊長很確定，赫星被殺當天他們沒接到報案，是事後通過詢問酒店服務員才了解到開槍的事。他向陶然介紹，這是一起典型的兩頭在外案件，沒有報案人，被害人隻知姓名不知其他，沒有槍彈痕跡，所以他們按照當地約定俗成的辦法，給立了一個打架鬥毆案件。他還說，被害人父母得到了一筆優厚的撫恤金，悄悄飛過來把兒子火化，帶著骨灰盒連夜離開了。
沒立凶殺案，就沒有限時偵破的壓力，偵查工作也不會有相應的頭人。蔣隊長手下的人給案發時在場的張雲彪、馬忠義等目擊者一人做了一份調查訪問材料，之後就不了了之了。
槍是誰打的，受誰指使的，目標到底是不是赫星，也許隻有死者的雇主張雲彪知道，但他也死了，即便當時作為現場的目擊證人，他也是三緘其口，什麼都沒說。老板不說，馬忠義等人誰敢多說一個字？望江警方的筆錄材料無法提供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陶然無權乾預望江方麵的刑事立案，但不影響他繼續偵查。鑒於前一天在槜洲火車站附近的平門旅館查獲了作案槍支，查到了案犯用假身份證登記的旅客簽名單，他抱著串案偵查並案分析的願景，決心把赫星案重新查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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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星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夥計，針對他實施槍擊的可能性不大，更大的可能，他是被失手誤殺的，目標是張雲彪。若是這樣，殺死赫星的凶手不排除就是金楓槍案的凶手。
如果槍手同樣是從北方流竄過來的，一定會在竹澤留下痕跡。陶然把他的想法跟蔣隊長說了，蔣隊長表示一定全力配合上級調查此案。為表誠意，他調撥了四名偵查員給陶然指揮，還給望江縣公安局治安大隊和竹澤派出所所長打了電話，請他們配合陶隊長的工作。
陶然將旅館登記的查找範圍劃定在1994年7月31日前後一周，區域為竹澤城區包括托運站附近的各個商務旅館和招待所。
旅客登記表同樣都是手工填寫的，同樣也是白、藍、粉三聯單，白的在最上麵，在白藍和藍粉之間分彆墊有深紫色的複寫紙。這種同款的三聯單據一份保存在各個旅館，一份收納在治安大隊，另一份交由旅客自己保存。
本接一本裝訂成冊的旅客登記單陸續送來，陶然他們四個加上蔣隊長派來的四個偵查員，八個腦袋圍著橢圓形會議桌，一天時間就把治安大隊送來的旅客登記單翻了個底朝天。
沒有“李永春”，沒有“崔成賓”，也沒有彆的符合預期的旅客登記。陶然不死心，比起大海撈針，這樣子撈人並不算太難，畢竟持槍殺人不是拍死一個蒼蠅，一個或者兩個大活人遠道而來，無論如何總會留下蛛絲馬跡，他不信找不到。他把蔣隊長拉進會議室，如此這般又交代一遍。蔣隊長說“陶兄，你看看這都幾點了，走走走，先去吃飯，皇帝不差餓兵，讓兄弟們先填飽肚子再說。”
上了飯桌，陶然仍不離正題，問全縣共有幾個鄉鎮，最遠的離這兒多遠，派出所基礎工作實不實，發了案件倒查人口登記或者旅館登記全不全，有沒有發現薄弱環節等等。蔣隊長跟他解釋“比起金楓，我們望江的地盤小、人口少，管理相對來說還算比較到位。彆看我們這個竹澤服裝市場現在搞得全國有名，但人口管理這塊我們從沒放鬆過，外來人口登記率在槜洲大市穩拿第一。陶兄你放心，隻要這兩個家夥確實在我們望江留宿過，不管是出租屋還是旅店，總會在某一張紙上留下痕跡。”
蔣隊長有自己的算盤，他想借力打力，如果這次支隊把赫星案破了，對他來說肯定是件大好事。破獲一起殺人隱案，成績先不說，至少能給社會麵的治安增加一些穩定性，在全縣可以起到一定震懾作用，震懾震懾，敲打敲打，讓那些外來作案人員多少有些顧忌，讓市場經商戶們對治安環境更有信心。
比起多破案，能少發案當然更好，不報案更省心，誰還願意拉著人家來報案不成？
吃完飯，陶然一抹嘴“還要辛苦蔣隊，把查找範圍擴大到包括竹澤在內的望江全縣二十一個鄉鎮的旅社，時間延伸至7月31日前後十天。”
蔣隊長聽罷，知道陶然鐵了心，看樣子是要一杆子插到底。他馬上抄起桌上的大哥大，當著大家的麵把要求一一交代了下去。
次日下午，一張望湖鎮東風旅社1994年7月份的旅客簽名單出現在會議桌上，“連守鵬”這個名字引起了陶然的注意，另外一個同住人員登記的名字是“鐵柱”。儘管留在藍色票據聯上的字跡十分潦草輕淺，依然可以分辨出“遼寧省盤溪市”幾個字。
赫星案的作案成員沒在作案的城區留下蹤跡，卻在三十多公裡外的望湖鎮露出了狐狸尾巴。任天華一把摟過陶然，拍著他的肩膀，咧開嘴就來了一段說唱“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跟著陶隊乾，就是進步快！啊啊啊，打過長江去啊，拿下東北虎啊，啊啊啊……”
赫星案和張雲彪案不但被害人有關聯，作案人和作案手法也有較多相似之處同樣是流竄作案，同樣是兩人結夥，同樣是預謀犯罪且策劃周密，兩案之間的關聯越多，串並破案的可能性越大。現在的問題是，打死赫星的和打死張雲彪的是否同一把槍？“連守鵬”和“鐵柱”是真名還是假名？他們和“李永春”、“崔成賓”是不是同一檔人？如果不是，那是不是意味著，兩起案件分彆有兩個主謀？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查證。
不過，即便這兩個登記的名字也是假的，“11·28”案的彈道痕跡和指紋都是真實存在的，槍手跑不了。
治安大隊的內勤是個戴眼鏡的中年男民警，得知線索出來了，忙進屋來收拾東西。他把桌上堆得小山樣的登記冊一本一本按時間順序碼進紙板箱，彎著腰裝了一箱又一箱，最後像清點自家財物似的數著滿地的箱子，準備一個個搬回大隊的庫房裡。他一邊收拾，一邊跟一個小刑警嘟囔“登記表你們可是沒少翻，找著殺人犯的，這好像是第一回吧？”
小刑警也不客氣“誰讓以前的登記都不齊，是你們治安大隊沒管好人家旅館，問題出在根子上，能賴我們？"
眼鏡內勤立馬回懟“跟托運站那幫東北人吃吃喝喝的，可都是你們刑警隊的人。”
小刑警一聽急眼了“局長都去了，我們為啥不能去？"
任天華聽不下去了，站起來乾預。他來到眼鏡內勤麵前“這位兄弟，要我說，大家吃的都是一個飯碗，沒啥好爭的，等案子破了，你們治安大隊必須記上一份功。”
“你們去記吧，我不稀罕。”眼鏡內勤掃一眼全屋人，搬起一個沉甸甸的紙板箱，用戴著袖套的胳膊往胯上一夾，側著身子出了門。
陶然皺著眉頭看著眼前這一幕，但始終沒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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