淩晨一點，計算機學院302教研室的燈還亮著。張啟明揉了揉發澀的眼睛，指尖在鍵盤上懸停片刻，又猛地按下去，在屏幕上“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申報書”的標題下方，摘要欄裡那句“基於深度學習的工業設備故障預警係統研究”已經是第五次修改了。窗外的冬夜靜得能聽見暖氣管道的嗡鳴，桌上的速溶咖啡涼透了，煙灰缸裡的煙蒂堆成了小小的“山丘”，手機屏幕亮了一下，是妻子發來的消息：“孩子說想爸爸了，你早點回來。”他指尖頓了頓，回了句“快了，再改改就回”，又把目光拽回屏幕，點開了技術路線圖的文檔。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間，張啟明已經在這所211重點大學工作了整整三年。如今33歲的他，雖然頭上還頂著“青年教師”的標簽，但實際上，他早已被職稱晉級的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來。
他對這場“戰爭”的規則可謂是心知肚明：想要評上副教授，每年360課時的教學工作量是絕對不能逾越的“硬門檻”。這意味著什麼呢？簡單來說，他每周需要上12節課，從周一到周五，幾乎每天都要像被釘在教室裡一樣，無法脫身。不僅如此，課後他還得馬不停蹄地批改作業、為學生答疑解惑，甚至還要帶著學生們去做各種實驗。
然而，這僅僅隻是個開始。對於張啟明來說，科研工作量更是一道讓人望而生畏的“生死線”。每年他必須想方設法積攢夠80分的科研分數，少一分都不行。一旦分數不夠，他不僅會麵臨績效被扣的風險，甚至連年終獎都可能化為泡影，更嚴重的是，基本工資也會大打折扣。
他小心翼翼地從抽屜裡翻出了學校科研處發放的《科研工作量計算辦法》，那是一份薄薄的文件，但卻承載著他對於科研工作的所有期望和壓力。
他的指尖輕輕地在紙麵上劃過，仿佛能夠感受到每一個字的重量。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青年項目，這是他夢寐以求的目標，如果能夠主持這個項目，將會獲得整整40分的科研工作量！然而，參與項目的話，得分就要按照排名來折算，而且隻有前三位才能分到幾分，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接著，他的目光落在了省自然科學基金項目上，主持這個項目可以得到25分，雖然比國家青年基金項目少一些，但也算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橫向項目則是“按錢計分”，10萬元經費才能算5分，而且還得是到賬經費才算數。這讓他不禁感歎，科研工作不僅需要實力，還需要一定的運氣和人脈。
“40分啊，如果我能拿到國家青年基金項目，今年的科研分就夠一半了。”他喃喃自語道，心中湧起一股期待和渴望。
然而，上個月係裡開會時主任的話卻像一盆冷水澆在了他的頭上：“今年咱們係國青基的申報率要達到100%，但中標率去年才18%，大家多下點功夫。”這意味著競爭將會異常激烈，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有可能脫穎而出。
申報國青基是年輕老師為數不多“靠實力說話”的機會，不用拚人脈，不用等內部指標，隻要申報書夠硬，就能進入評審環節。可“夠硬”兩個字，背後藏著無數個不眠之夜。張啟明的申報方向是工業設備故障預警，為此他查了近三年的相關文獻，跑了五次本地的製造企業做調研，甚至跟著工程師在車間待了整整一周，就為了摸清實際生產中的技術痛點。初稿寫完後，他找係裡的李教授請教，李教授是國青基評審專家，每年要審幾十份申報書。
“你的研究基礎太弱了。”李教授翻著申報書，手指點在“研究基礎”那一頁，“你隻發了兩篇SCI三區論文，還都是第二作者，評審專家一看就會覺得你沒能力完成這個項目。”張啟明的臉一下子紅了，他知道李教授說的是實話——前兩年忙著趕課時，論文隻能擠時間寫，質量自然上不去。“還有技術路線圖，”李教授繼續說，“你這圖太籠統了，‘數據采集模型訓練故障診斷’，每個環節用什麼方法？遇到數據噪聲怎麼處理？模型迭代的周期是多久？這些都要寫清楚，不能含糊。”
那天下午，張啟明在李教授的辦公室待了三個小時，筆記本上記滿了修改意見。回去後，他把申報書拆成了八個部分，每天改一部分：摘要改了五遍，從最初的“介紹研究內容”改成了“突出創新點與應用價值”；研究基礎部分，他補充了自己參與的一個橫向項目的成果，雖然經費隻有8萬，但好歹有實際應用案例；技術路線圖重新畫了三遍，用不同顏色標注出關鍵節點，甚至加了一個應急方案——萬一數據采集不順利，該如何調整樣本量。
可並非所有項目都能“自由申報”。去年年底，省科技廳發布了“製造業數字化轉型專項”申報通知，全校隻有六個申報指標。係裡組織內部PK，張啟明也報了名，這個項目要是能中，不僅能拿30分科研工作量，還能拿到30萬項目經費。PK那天，會議室裡坐了七位評委，有係領導、資深教授，我作為科研處的代表也參加了。張啟明是第三個彙報的，他提前準備了20頁PPT，練了不下十遍，可站在講台上時，手心還是直冒汗。
“你的項目和XX企業的需求匹配度不高。”一位評委直接指出，“他們要的是生產線實時監控係統，你做的是故障預警，雖然相關，但針對性不夠。”張啟明趕緊解釋：“我們可以在預警模型裡加入實時數據接口，隻要企業提供生產線數據，就能實現實時監控。”可另一位評委搖了搖頭：“你沒有和這家企業合作過，怎麼保證他們願意提供數據？風險太大了。”
最後，三個指標分給了兩位資深教授和一個有企業合作基礎的團隊。張啟明走出會議室時，天已經黑了，冷風一吹，他才發現自己的襯衫後背全濕了。回到家，妻子見他臉色不好，沒敢問，隻是把溫好的飯端到他麵前。他扒了兩口飯，突然想起自己這個月的績效，因為上個月有個橫向項目的經費沒到賬，科研工作量差了5分，績效被扣了1200塊，而房貸每個月要還4800，孩子的奶粉錢還要2000。“再熬熬，等國青基結果出來就好了。”他安慰自己，可心裡卻沒底。
就在張啟明為項目申報熬夜時，我也剛從省科技廳高新處回來。晚上八點多，我坐在辦公室裡，揉著發脹的太陽穴，桌上攤著一疊申報指標表。作為科技處項目管理科的科長，我的“戰場”不在教研室，而在政府部門、企業和學校之間的“橋梁”上。每年年初，我就要開始“跑資源”——去科技部、科技廳、工信廳、市科技局等部門打聽申報信息，爭取更多的指標；申報季時，要陪老師去企業“站台”，幫他們對接需求；還要組織校內PK預審會，篩選出最有競爭力的項目。
“陳科長，明年‘人工智能專項’的指標能多給我們學校一個不？”下午在省科技廳，我跟高新處的王處長磨了半天。王處長笑著說：“你們學校今年的中標率已經很高了，再要指標，其他學校該有意見了。”我趕緊遞上一份材料：“您看，我們學校今年新建了人工智能實驗室，引進了三位長江學者，還有五個團隊在做相關研究，實力比去年強多了，多給一個指標，說不定能多出一個國家級項目呢。”王處長翻了翻材料，沒立刻答應：“我再看看，下周給你答複。”
從科技廳出來，我又去了一家汽車製造企業，機械學院的陳教授有個“汽車零部件智能檢測”項目，想和這家企業合作申報橫向項目。陳教授技術過硬，但不擅長和企業打交道，上次談的時候，企業負責人覺得項目周期太長，不太願意合作。這次我提前做了功課，了解到企業最近在趕生產線升級，急需檢測技術支持，於是我幫陳教授調整了項目方案，把周期從18個月縮短到12個月，還承諾學校可派研究生駐廠服務。
“我們要的是能立刻用的技術，不是實驗室裡的成果。”企業負責人直言。我笑著說：“陳教授的團隊已經做了三次小試，檢測準確率能達到98%，駐廠後還能根據生產線情況調整算法，保證三個月內就能試運行。”我邊說邊拿出調試報告，又給負責人算了一筆賬：“用上這個檢測係統，每條生產線每年能減少50萬的廢品損失，兩年就能收回成本。”負責人被說動了，當場拍板：“行，我們先簽個意向協議，下周再細談。”
回到學校時，已經快七點了。我還沒來得及吃晚飯，就接到了程處長的電話：“明天上午九點開‘省重點研發計劃’校內預審會，你安排一下，評委要選懂技術又懂政策的，彆出岔子。”掛了電話，我趕緊給幾位評委發消息確認時間，又把12份申報材料整理好，每份材料上都貼了便簽，標注出項目的創新點、風險點和建議。
第二天的預審會開得很激烈。有個“新能源電池回收”項目，評委們分成了兩派：一派覺得項目創新度高，符合國家政策方向；另一派覺得技術不成熟，回收效率不如現有技術。“現在的回收技術隻能提取50%的鋰，我們的技術能提到80%，這就是創新！”項目負責人急得站起來反駁。“可你們的中試數據隻有三組，樣本量太小，說服力不夠。”一位評委毫不退讓。我趕緊打圓場：“要不這樣，讓團隊補充中試數據，下周再複評，大家看怎麼樣？”兩邊都點了點頭，這場“爭論”才算平息。
預審會結束後，我留下了幾個落選的老師。“這次沒選上彆灰心，”我拍著一位年輕老師的肩膀，“你的項目方向很好，就是申報書裡的應用前景寫得太籠統了，下次可以多找幾家企業聊聊，把市場需求寫具體點。”年輕老師紅著眼眶說：“鹿科長，我今年的科研工作量還差30分，要是沒項目，績效就全沒了。”我歎了一口氣，從抽屜裡拿出一份企業名單：“這幾家企業最近有技術需求，你可以聯係看看，說不定能談個橫向項目。”
科研處的工作就像“走鋼絲”，一邊要滿足政府部門的要求，一邊要幫老師爭取資源，還要完成學校的任務指標。每年年初，學校都會給科研處定目標：今年縱向項目立項數要增長15%，橫向項目經費要突破8000萬，成果轉化要完成50項以上。完成了有獎勵，沒完成就要扣科室績效，還要在全處大會上做檢討。“就像一條鞭子，天天抽著你往前跑。”我常跟同事這樣說。
去年，因為“人工智能專項”的指標沒爭取到，學校的縱向項目立項數隻增長了10%，沒達到目標。年底評績效時，科室每個人的獎金都扣了20%，辦公室裡的氛圍壓抑了好幾天。那段時間，我天天往省科技廳跑，甚至等過王處長下班，在停車場跟他聊了半個多小時。“今年總算把指標爭回來了，不然又要挨批。”我笑著說，眼裡卻有掩不住的疲憊。
3月的一天，國青基立項結果公布了。張啟明早上七點就醒了，手拿著手機，一遍又一遍地刷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官網。當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青年科學基金項目立項名單”裡時，他愣了幾秒，然後突然跳了起來，大喊：“中了！我中了！”妻子被他嚇了一跳，孩子揉著眼睛問：“爸爸，什麼中了？”張啟明抱起孩子，在他臉上親了一口：“爸爸的項目中了，以後能多陪你玩了。”
他第一時間給李教授發了消息：“李老師，謝謝您，我的國青基中了！”又給我發了條短信：“鹿鳴科長，麻煩您幫忙走一下立項流程，辛苦您了。”沒過多久，我回複：“恭喜！流程我已經安排了，下周就能簽合同。”
那天下午，張啟明去科研處送材料，正好碰到我。我笑著說：“聽說你中了國青基，不錯啊，以後繼續加油。”張啟明不好意思地說：“多虧了您上次幫我對接的企業，讓我補充了研究基礎。”我擺了擺手：“都是應該的，你們老師能拿到項目，我們的工作就沒白做。”
走出科研處辦公樓，張啟明抬頭看了看天，陽光正好，春風吹在臉上暖暖的。他想起自己改了12遍的申報書，想起PK時的緊張，想起那些熬夜的夜晚，突然覺得一切都值了。而在科研處的辦公室裡，我正對著“省重點研發計劃”的立項名單微笑，經過複評補充數據的那個“新能源電池回收”項目，也中了。桌上的咖啡冒著熱氣，窗外的玉蘭花正開得熱鬨。
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沒有槍林彈雨，卻有無數個為了夢想和責任奮鬥的身影。老師為了職稱晉級、實現科研理想而拚搏，管理人員為了爭取資源、推動學校發展而奔波。他們或許有壓力、有焦慮、有挫折，但當項目立項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作了成就感。而這條“績效鞭子”，看似無情，卻推著學校的科研一步一步向前走，也推著每一個參與者在成長的路上不斷前行。就像張啟明在日記裡寫的：“這場戰爭，我們不是為了打敗誰，而是為了成為更好的自己，為了給學生、給學校、給社會多做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