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鐸厭惡地踢了他一腳：“你也配稱‘臣’？把他押回北京，交給攝政王處置。”後來，朱由崧被多爾袞斬在北京菜市口，臨死前還在喊“朕要喝酒，朕要美人”——這個隻當了八個月皇帝的福王，成了南明最荒唐的笑話。
馬士英跟著朱由崧逃到杭州後，又想往福建跑，可在路上被清軍抓住了。他以為自己還有用，對著清軍將領說“我能幫你們招降南明的官員”，結果清軍直接把他的腦袋砍下來，掛在南京聚寶門上，掛了三個月，最後被野狗啃得隻剩骨頭。
南京陷落後，江南的明朝宗室還在做著“複明”的夢。浙江紹興城裡，魯王朱以海被兵部尚書張國維、總兵方國安擁為監國。登基那天，張國維把自己的家產都捐了出來，招募兵馬，紹興的百姓們也提著糧食來參軍，以為大明還有希望。可魯王是個扶不起的阿鬥，天天躲在王府裡喝酒，還跟方國安搶女人，張國維勸他練兵，他卻說“等清軍來了，再練也不遲”。
方國安本就是個貪生怕死的主，見魯王昏庸，偷偷派人給多鐸送了信，把紹興的防禦圖都獻了出去。順治二年十月，多鐸的大軍一到，方國安直接打開城門投降，魯王嚇得從後門跑了，坐著一艘小船逃到了海上。張國維率領殘兵在錢塘江畔血戰，身邊的士兵越來越少，最後他站在江邊，望著南京的方向，寫下一首絕命詩：“艱辛百戰戴吾君，拒敵辭封意未伸。若問河山原血灑，試看江濤萬古新。”寫完，他跳進了錢塘江，江水卷著他的屍體，向東流去。
魯王逃到海上後，靠著鄭芝龍的水師在舟山群島落腳。可他還是不改本性，跟大臣們吵架，搶漁民的糧食，最後連鄭芝龍都懶得管他。順治八年，魯王在舟山病死，臨死前還在喊“朕是監國，朕要回紹興”——他到死都沒明白，不是清軍太厲害，是他自己丟了大明的骨氣。
福建福州城裡，唐王朱聿鍵倒是個有骨氣的。崇禎十七年閏六月，他被鄭芝龍、黃道周擁立為帝，建元“隆武”。登基那天，他沒穿龍袍，穿著一身素服，對著先帝的靈位磕了三個頭，說“朕定要收複河山，迎回先帝的靈柩”。他每天都在皇宮的空地上練兵，穿著甲胄，拿著長槍，跟士兵們一起刺殺，手上磨起了水泡也不喊疼；還下令減免福建的賦稅，讓百姓們休養生息，福州的百姓們都說“這才像個大明皇帝”。
黃道周是個文弱書生，見隆武帝這麼拚命，主動請纓去江西募兵。他帶著幾個隨從，騎著馬從福州出發，一路上，百姓們聽說他是去抗清的，都紛紛參軍——有農民放下鋤頭，有秀才背著書箱，甚至有老人拄著拐杖說“我雖然打不動了，能給士兵們燒開水”。一個月後，黃道周募了一萬多兵馬，可這些人大多是農民，沒經過訓練，手裡隻有鋤頭、鐮刀，連件像樣的甲胄都沒有。
順治二年十二月，黃道周帶著這支“鋤頭軍”向江西進軍。清軍將領見他們穿著破爛，拿著農具，哈哈大笑：“這也叫軍隊？”可就是這支軍隊，在江西婺源跟清軍血戰了三天三夜。黃道周騎著馬，手裡拿著劍，帶頭衝鋒，嘴裡喊著“抗清複明，死而無憾”，農民們跟著他衝上去，用鋤頭砸清軍的頭盔，用鐮刀割清軍的馬腿。
可農民軍終究打不過訓練有素的八旗鐵騎。第三天傍晚，黃道周的兵馬被清軍包圍，一萬多人戰死了八千多。他被清軍俘虜，押回福州時，隆武帝哭著想去贖他，可鄭芝龍攔著說“一個書生，死了就死了，沒必要救”——鄭芝龍早就跟清軍暗中勾結，想獻城投降換個大官做。
清軍勸黃道周投降，說隻要他剃發，就封他為“大學士”。黃道周冷笑一聲，指著自己的頭發說：“這是漢家衣冠，豈能為韃子剃掉？”順治三年正月，黃道周被押到福州街頭，臨刑前，他寫下一首絕命詩：“六十年來事已非，翻翻覆覆少生機。老臣擠儘一腔血，會看中原萬裡歸。”劊子手的刀落下時，街上的百姓都哭了，有人扔了件素色的袍子，蓋在他的屍體上——那是大明官員的官袍，他到死都沒丟了漢家的體麵。
黃道周死後，鄭芝龍更肆無忌憚了。他偷偷派兒子鄭成功去跟清軍征南大將軍博洛談判，說願意獻福州投降，條件是封他為“閩粵總督”。隆武帝得知後，氣得吐血，他帶著三千兵馬從福州出發，想去江西找黃道周的殘部，可剛走到延平，就被清軍追上。
三千兵馬很快被打散，隆武帝被清軍圍在一座山上。博洛勸他投降，他站在山頭上，對著北京的方向磕了三個頭，說“朕是大明的皇帝，寧死不降”。最後，他被清軍一刀砍死，屍體滾下山坡，身上還穿著那件洗得發白的素服——他當了一年皇帝，沒穿過一天像樣的龍袍，卻守住了大明皇帝最後的骨氣。
鄭芝龍獻城後，博洛卻沒兌現承諾，直接把他押回北京軟禁起來。鄭成功得知父親投降、隆武帝戰死，在廈門的演武場上哭了一天一夜。他當著全軍將士的麵，拔出佩刀割掉了自己的辮子，說：“我鄭成功，此生絕降清！定要收複台灣，作為抗清的基地，總有一天，要打回北京，為先帝、為隆武帝報仇！”
隆武帝死後，南明的殘部又在廣東肇慶擁立桂王朱由榔為帝，建元“永曆”。永曆帝登基時才二十二歲，還是個沒斷奶的孩子，朝政全靠瞿式耜打理。瞿式耜是個忠臣，他一邊在肇慶加固城防，一邊派人去聯絡張獻忠的餘部——此時張獻忠已經戰死在四川，餘部由李定國、孫可望率領。
李定國、孫可望都是農民軍出身，可他們知道，清軍是漢人的共同敵人。順治九年，李定國率領十萬兵馬從四川趕到廣東，跟永曆帝的兵馬彙合。他先是在湖南衡陽大敗清軍，斬殺了定南王孔有德；又在廣西桂林打敗了敬謹親王尼堪，尼堪戰死在亂軍之中。這兩場勝仗，是南明抗清以來最大的勝利，江南的百姓們都偷偷掛起了大明的龍旗，以為大明要複興了。
可孫可望是個野心家，見李定國立了大功，心裡嫉妒，想搶永曆帝的皇位。他率軍攻打李定國，兩人自相殘殺，南明的兵馬損失慘重。清軍趁機南下，瞿式耜率領殘兵在桂林死守，城破後，他坐在府衙裡，對著清軍說“我是大明的兵部尚書，要殺就殺，彆來勸降”，最後被清軍斬殺在府衙的大堂上。
永曆帝嚇得像喪家之犬，從肇慶逃到桂林，從桂林逃到昆明，最後逃到了緬甸。緬甸國王見他是大明的皇帝，剛開始還挺客氣，給他們安排了住處。可順治十六年，吳三桂率領大軍追到緬甸，逼迫緬甸國王交出永曆帝。緬甸國王害怕清軍，直接把永曆帝綁了起來，送給了吳三桂。
康熙元年，永曆帝被押到昆明的逼死坡。吳三桂勸他投降，他看著吳三桂說：“你是大明的臣子，怎麼能背叛大明？”吳三桂被問得說不出話，下令用弓弦把他勒死在坡上的一棵老槐樹下。永曆帝臨死前，望著北京的方向哭著說“大明亡了，朕對不起祖宗，對不起百姓”——他當了十六年皇帝，逃了十六年，最後還是沒能守住大明最後的一絲氣數。
永曆帝殉國的消息傳到台灣時，鄭成功正在攻打荷蘭人占領的熱蘭遮城。他氣得吐了血，卻還是堅持指揮作戰。順治十八年十二月，荷蘭總督揆一簽署投降書，帶著殘兵離開了台灣。鄭成功收複了台灣，在台南建立了明鄭政權，沿用永曆的年號。他派人去大陸招募百姓來台灣開墾，教百姓們種水稻、甘蔗，台灣的田野裡終於有了炊煙。
可鄭成功的身體越來越差，隆武帝、永曆帝的死，父親的投降，像一塊塊石頭壓在他心上。康熙元年五月初八，他站在台灣的海邊，望著大陸的方向，說“我無麵目見先帝於地下”，然後閉上了眼睛，年僅三十九歲。
鄭成功死後，兒子鄭經繼承了他的位置，繼續在台灣抗清。康熙二十年，鄭經病逝，兒子鄭克塽繼位。此時的明鄭政權已經四分五裂，大臣們爭權奪利，兵馬越來越少。康熙二十二年，清軍派施琅率領水師攻tai，鄭克塽年紀小，沒什麼本事，見清軍勢大，隻能投降。
當施琅的戰船開進台灣海峽時，台灣的百姓們都站在海邊看。有人哭著說“大明真的亡了”，有人把家裡藏著的大明龍旗拿出來，偷偷燒掉——從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到康熙二十二年明鄭政權滅亡，大明王朝延續了二百七十六年，終於徹底退出了曆史舞台。
列位看官，本書講到這裡，也算畫上了**。從薩爾滸之戰的慘敗，到袁崇煥五年複遼的誓言；從崇禎帝煤山自縊的悲涼，到史可法揚州殉國的壯烈；從南明諸帝的苟延殘喘，到鄭成功收複台灣的抗爭，大明的滅亡，像一場浸滿血淚的長夢。
有人說，大明亡於萬曆的怠政，亡於崇禎的猜忌；也有人說，亡於官員的腐敗，亡於後金的強大，亡於流民的作亂。可不管怎麼說，那些為大明戰死的將士——袁崇煥、趙率教、史可法、李定國，那些堅守氣節的百姓——揚州城裡的張老漢、李寡婦，那些不願降清的遺臣——鄭成功、瞿式耜，都不該被忘記。
他們像黑暗裡的點點星火，他們像黑暗裡的點點星火，拚儘全力燃著自己，想照亮大明覆滅的路。可惜這星火太弱，擋不住八旗鐵騎的鐵蹄，也暖不了江南百姓的寒夜，最後隻能化作灰燼，散在煤山的雪、揚州的血、台灣的風裡。
康熙二十二年十月，鄭克塽穿著清朝的官服，跪在北京太和殿的丹墀下。康熙帝玄燁坐在龍椅上，看著這個年僅十五歲的少年，說“朕念你年幼，免你死罪，封你為海澄公”。鄭克塽低著頭，不敢看殿上的龍旗——那龍旗還是明黃色，可旗上的“明”字，早已換成了“清”。
消息傳到台灣，台南的百姓們聚在鄭成功的祠堂裡，哭了整整三天。有人把鄭成功當年割辮子的佩刀供在案上，有人捧著台灣的泥土，說“這是大明的土，不能讓韃子占了”。可哭完之後，還是得拿起鋤頭下地——日子總要過，隻是再也沒人敢在街頭唱《桃花扇》，再也沒人敢提“大明”二字。
南京的秦淮河畔，畫舫依舊在飄，絲竹聲依舊斷斷續續，可唱曲的妓女們再也不敢唱《長生殿》，隻敢唱些“八旗兵威壯，江南換新天”的曲子。當年馬士英賣官的府邸，成了清朝江寧織造的衙門；史可法住過的揚州箭樓，被清軍拆了改成炮台，炮口對著長江，像是在防備那些不肯散去的大明魂。
北京的煤山，那棵老槐樹還在。康熙年間，有個江南來的書生偷偷跑到槐樹下，擺了一壺酒、一碗飯，對著槐樹磕了三個頭，哭著說“先帝，臣來看您了”。結果被巡邏的清軍抓住，打了五十大板，流放寧古塔——從那以後，再也沒人敢來煤山祭拜崇禎帝，隻有老槐樹上的疤痕，還在訴說著崇禎十七年那個雪夜的悲涼。
還有那些散落民間的大明遺臣，有的躲在深山裡當道士，每天對著北京的方向磕頭；有的在私塾裡教小孩讀《論語》，卻不敢提“大明”的曆史；還有的偷偷寫下《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把清軍的暴行記在紙上，藏在牆縫裡，等著有一天能讓後人知道——江南的血，不是白流的。
順治年間，有個叫顧炎武的書生，從江蘇昆山逃到陝西華陰，他看著華山的日出，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他這輩子都沒再做官，走遍天下，寫下《日知錄》，把大明滅亡的原因一條條記下來，想讓後人記住“吏治腐敗、百姓疾苦，是亡國的根”。康熙二十一年，顧炎武在華陰病逝，臨死前，他讓弟子把自己的骨灰帶回昆山，埋在父母的墳旁——他到死，都想回到大明的土地上。
還有王夫之、黃宗羲，他們都是大明的舉人，南明滅亡後，躲在湖南、浙江的深山裡，寫下《讀通鑒論》《明夷待訪錄》，批判君主專製，說“天下不是君主一個人的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他們不敢用真名，隻能用化名，把書藏在山洞裡，等著“明夷”（指大明滅亡後的黑暗時代）過去，能有賢君來“訪錄”這些治國的道理。可直到他們去世，也沒等到那一天——清朝的皇帝，早就把“文字獄”搞了起來，凡是提到“大明”“抗清”的書，都被燒了；凡是敢說清軍暴行的人，都被砍了頭。
康熙三十八年，康熙帝南巡到南京，去了明孝陵——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他對著朱元璋的墓碑磕了三個頭，說“朕尊重明太祖，也尊重大明的江山”。可轉身，他就下令把南京城裡所有紀念史可法、黃道周的祠堂都拆了，把刻著“抗清複明”的石碑都砸了。百姓們看著清軍拆祠堂、砸石碑，敢怒不敢言，隻能在夜裡偷偷燒些紙錢，祭奠那些戰死的大明忠臣。
乾隆年間，乾隆帝為了拉攏漢人，下令給史可法、黃道周、李定國等南明忠臣平反，說他們“雖為明臣，卻有忠君愛國之心”。可他又下令，把《揚州十日記》《嘉定三屠記》列為禁書，說這些書“都是謠言，是反清分子編造的”。他還組織人修《明史》，把南明的曆史寫成“偽政權”的曆史，把崇禎帝寫成“昏君”，把清軍入關寫成“替天行道，拯救百姓”——曆史，就這樣被改得麵目全非。
可江南的百姓們沒忘。揚州城裡，老人給小孩講故事時，還會說“當年史大人在城頭上，跟韃子拚到最後一口氣”；南京的秦淮河畔，妓女們偷偷教徒弟唱《桃花扇》裡的“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台灣的海邊，漁民們出海時，還會對著大陸的方向拜一拜，說“鄭成功大人會保佑咱們”。
那些刻在骨血裡的記憶，不是皇帝的一道聖旨就能抹去的；那些浸在血裡的骨氣，不是時間的流逝就能衝淡的。大明雖然亡了，可大明的忠臣、大明的百姓、大明的骨氣，還活在江南的風裡，活在漢家的血脈裡。
列位看官，講到這裡，本書就真的結束了。從朱元璋推翻元朝、建立大明，到朱由檢煤山自縊、大明滅亡；從鄭和下西洋的輝煌，到薩爾滸之戰的慘敗；從萬曆年間的繁華，到南明的苟延殘喘，二百七十六年的大明，像一場跌宕起伏的大戲，有輝煌，有悲涼，有忠臣，有奸佞，有百姓的苦，也有帝王的愁。
有人問，大明值得同情嗎？崇禎帝猜忌多疑，殺了袁崇煥；弘光帝昏庸無道，丟了江南；南明的宗室們爭權奪利，自相殘殺。可大明也有袁崇煥“五年複遼”的誓言，有史可法“城在人在”的血誓，有鄭成功“收複台灣”的壯舉，有百姓們“寧死不降”的骨氣。
或許，大明的滅亡是注定的——吏治腐敗、天災不斷、外有後金、內有流民，像一座四處漏風的房子，一陣風就能吹倒。可那些為了這座“房子”拚儘全力的人，那些在“房子”塌了之後還不肯低頭的人，才是大明真正的魂。
就像煤山的雪，每年冬天都會下，蓋住那棵老槐樹，卻蓋不住崇禎帝自縊的痕跡；就像揚州的血，早已被長江水衝走，卻永遠留在了江南百姓的記憶裡；就像台灣的風，吹了幾百年，還在訴說著鄭成功收複台灣的故事。
大明亡了，可大明的魂，沒亡。
書歸正傳，咱們再講彆的故事
道光二十年，鴉片戰爭的炮火轟開了廣州的城門。英國兵艦沿著長江往上走，路過揚州時，看見城牆上還留著當年清軍轟開的缺口——那是多鐸的紅衣炮留下的痕跡，兩百多年過去，缺口被磚石補了又補，卻始終留著一道淺淺的凹痕，像一道永遠愈合不了的傷疤。
城裡有個叫史繼祖的老人，是史可法的第十代孫。他拄著拐杖，站在缺口下，給圍觀的小孩講“揚州十日”的故事。小孩們睜著大眼睛問：“史爺爺，史大人真的砍了好多韃子嗎？”老人點點頭，從懷裡掏出一塊褪色的錦帕，帕子上繡著“城在人在”四個字——那是史可法戰死前，貼身侍女給他繡的，後來侍女帶著帕子逃了出來，傳給了史家後人。
英國士兵看見這群人圍著城牆，舉著槍過來驅趕。史繼祖把錦帕揣進懷裡，擋在小孩身前，說：“這是大明的城牆，你們不能來撒野！”英國士兵聽不懂他說什麼，用槍托砸了他一下，老人倒在地上，嘴角流著血，眼睛還盯著城牆的缺口——他到死，都記得自己是史可法的後人，是大明的子民。
鹹豐三年，太平軍打進南京。洪秀全坐在太和殿裡，改南京為“天京”，說要“推翻清朝，恢複漢家天下”。城裡的百姓們以為盼來了希望，紛紛拿出藏在牆縫裡的大明龍旗，掛在門口。可太平軍進城後，卻燒了明孝陵的享殿，砸了史可法的祠堂——他們要的不是“複明”，是自己當皇帝。
有個叫鄭阿福的台灣人，是鄭成功的第八代孫。他帶著族人從台灣渡海來南京，想跟著太平軍抗清，可看見太平軍砸祠堂、燒龍旗，氣得哭了：“鄭大人收複台灣，是為了複明，不是為了你們這群亂賊！”他帶著族人回到台灣，把家裡藏著的鄭成功的佩刀拿出來，每天對著佩刀磕頭，說“鄭大人，咱們錯信了人，大明的仇，還得靠咱們自己報”。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變法失敗。譚嗣同在北京菜市口被殺，臨刑前他喊著“有心殺賊，無力回天”——這聲音，像極了當年黃道周在福州街頭喊的“抗清複明，死而無憾”。有人說，譚嗣同是顧炎武的後人，他小時候讀過《日知錄》，知道“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也有人說，他是史可法的魂，是大明的忠臣換了個樣子，來救這搖搖欲墜的江山。
宣統三年，辛亥革命爆發。孫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他站在太和殿的台階上，說“驅除韃虜，恢複中華”——這句話，南明的忠臣們說了兩百多年，終於在這一刻，有了回響。南京城裡的百姓們，拿出藏了幾代的大明龍旗，和革命軍的旗幟一起掛在街頭，有的老人對著龍旗磕頭，哭著說“先帝，史大人，咱們大明的江山，回來了”。
可孫中山先生知道，這不是大明的江山，是“中華民國”的江山。他派人去修繕明孝陵，去重建史可法的祠堂，還親自給史可法的墓碑題字：“史忠正公之墓”——“忠正”是乾隆帝給史可法的諡號，可孫中山先生覺得，這兩個字配不上史可法，他在題字旁邊加了一行小字：“公之精神，永垂不朽”。
民國元年，北京的煤山改名叫“景山”。那棵老槐樹還在，樹乾上掛著一塊牌子，寫著“明思宗殉國處”。有個從江南來的老秀才，帶著一壺酒、一碗飯，坐在槐樹下，一邊喝酒一邊哭，說“先帝，您看，韃子被趕跑了，大明雖然沒了，可中華還在”。他喝得酩酊大醉，趴在槐樹下睡著了，夢裡看見崇禎帝穿著龍袍，站在煤山頂上，對著他笑——那是兩百多年來，崇禎帝第一次笑。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占領東北，開始侵華戰爭。南京城裡，史可法的祠堂裡擠滿了人，有學生，有工人，有商人，他們對著史可法的畫像宣誓：“寧死不當亡國奴！”鄭成功的後人鄭振鐸，帶著家裡的藏書，從上海逃到重慶，他說“這些書裡有大明的魂，不能落在日本人手裡”——就像當年鄭成功守護台灣一樣，他在守護著中華文化。
1949年，新中國成立。南京的太和殿改名叫“人民大會堂”，成了百姓們開會的地方；揚州的城牆被保護起來，缺口處立了一塊石碑，寫著“揚州十日殉難同胞紀念碑”；北京的景山成了公園，每天都有遊客圍著老槐樹，聽導遊講崇禎帝自縊的故事。
1966年，特殊時期開始。有人要去砍史可法祠堂的樹，要去砸揚州的紀念碑，還要去刨明孝陵的墳。有個叫朱啟秀的老人，是朱元璋的後代，他跪在明孝陵的門口，說“這是太祖皇帝的墳，你們不能刨”。有人要打他，他就趴在墳上，說“要刨就先刨我”——就像當年史可法擋在揚州城前一樣，他在擋著大明的根。
1982年，明孝陵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工作人員在修繕明孝陵時，從地基裡挖出一塊石碑，上麵刻著“大明江山，永固萬年”——那是朱元璋當年建陵墓時埋下的，四百多年過去，石碑上的字還很清晰，隻是“永固萬年”四個字，早已成了泡影。
2023年，揚州的城牆下，有個小男孩拉著爺爺的手，問：“爺爺，城牆上的缺口是怎麼來的？”爺爺蹲下來，指著缺口說：“很久很久以前，有個叫史可法的大人，在這裡跟壞人打仗，他拚到最後一口氣，也沒讓壞人進城。”小男孩似懂非懂地點點頭，從兜裡掏出一張畫，畫著一個穿著官袍的人，舉著刀站在城牆上——那是他在學校裡畫的，老師告訴他，這是民族英雄史可法。
南京的秦淮河畔，畫舫上又開始唱《桃花扇》了。演員穿著明朝的戲服，唱到“俺曾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時，船上的遊客都安靜了，有人拿出手機拍照，有人跟著輕輕唱——他們或許不知道弘光帝的荒唐，不知道馬士英的貪腐，可他們知道，秦淮河的水，流過了大明的繁華，也流過了大明的悲涼。
北京的景山公園裡，老槐樹下圍滿了人。有個導遊拿著喇叭，給遊客講崇禎帝自縊的故事：“崇禎帝不是昏君，他隻是生錯了時代。他想救大明，可大明已經病入膏肓，他救不了。”遊客們點點頭，有人對著老槐樹鞠躬，有人在樹下放了一束白菊——那是給崇禎帝的，也是給大明的。
列位看官，講到這裡，本書才算真正畫上了**。從1368年朱元璋登基，到1644年崇禎帝殉國，再到2025年的今天，六百多年過去，大明早已成了曆史，可大明的忠臣、大明的百姓、大明的骨氣，還活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裡。
史可法的錦帕，鄭成功的佩刀，顧炎武的《日知錄》，還有揚州城牆上的缺口，煤山的老槐樹，秦淮河的畫舫，這些都不是冰冷的文物，是大明的魂，是中華的魂。它們告訴我們，什麼是“忠”，什麼是“義”，什麼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或許，大明的滅亡是曆史的必然，可大明的精神，永遠不會滅亡。就像長江的水，永遠向東流；就像泰山的石，永遠立在那裡；就像我們每個人的血脈裡，永遠流著大明的血，流著中華的血。
書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