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開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深秋，梁宋（今河南商丘）的田埂上，26歲的高適扛著鋤頭往家走。風卷著枯黃的稻穗打在腿上，心情鬱悶——今年收成又不好，地裡的麥子稀稀拉拉，連給母親熬粥都不夠。他褲腳沾著泥，懷裡卻揣著張皺巴巴的紙，上麵是剛寫的詩：
“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
走到家門口，就看見母親坐在門檻上補衣裳，線都穿不進針眼裡。高適趕緊放下鋤頭，接過母親手裡的針線：“娘，我來。”母親看著他，歎了口氣：“兒啊，彆總寫那些沒用的詩了，先把肚子填飽再說。”他點點頭，夜裡躺在草席上，借著油燈的光，還是忍不住往紙上寫——他心裡憋著股勁兒，總覺得不該一輩子埋在土裡。
20歲那年，高適帶著僅有的碎銀子，背著書囊去了長安。他以為憑著自己的詩才，總能謀個差事，卻沒想到長安的門，比梁宋的田埂還難跨。
他住在平康坊最便宜的客棧裡，每天天不亮就去拜訪官員。有次去見一位姓王的郎中，門房斜著眼看他，手裡的鞭子敲著門檻：“就你這窮酸樣，也想見我們大人？”高適拿著懷裡的詩稿，臉漲得通紅，卻沒敢走——他從梁宋到長安，花光了所有積蓄，要是見不到官員，連回去的路費都沒有。
等了三個時辰，才看見王郎中醉醺醺地回來。高適趕緊遞上詩稿，王郎中掃了兩眼，扔在地上：“寫的什麼玩意兒？邊塞、打仗，長安人不愛看這個！”詩稿落在泥水裡，字跡暈開，高適蹲下去撿，手指都在抖——那是他熬了三個通宵寫的，每一個字都藏著他的誌向。
長安的日子，過得比梁宋還苦得多。他沒錢買飯，就去書鋪抄書換饅頭；冬天沒炭火，就裹著破棉襖在油燈下看書。有人勸他：“高生，回梁宋種地吧，長安不是你待的地方。”他卻搖搖頭：“我就不信，憑我的筆，寫不出一條路來。”
後來他沒錢住客棧，睡在破廟裡。有天夜裡，下起了大雨，廟頂漏雨，他把詩稿抱在懷裡，縮在牆角。聽見外麵有人唱歌：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儘還複來！”
他探出頭，看見個穿白衫的人，手裡拎著酒壺，正對著雨唱歌——那是李白。
兩人一見如故，李白拉著他喝酒，聽他說梁宋的田、長安的苦，拍著他的肩說：“兄弟，彆愁！你的詩裡有勁兒，將來肯定有人識你！”後來又遇到杜甫，仨人常在梁宋的田野裡騎馬、打獵、喝酒。李白喊著要“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杜甫歎著“朱門酒肉臭”，高適就跟著拍桌子，說：“將來我要去邊塞，拿劍打仗，用詩寫儘那裡的事！”
30歲那年，高適終於等來了機會——薊北（今河北北部）招幕僚，他沒跟家裡說，收拾了個小包袱就走了。那是他第一次見邊塞，風裡帶著沙，吹在臉上像刀子般，遠處的長城蜿蜒在山裡，就像條沉睡的龍。
剛到軍營，他就跟著將士們去巡邏。有次遇到契丹人偷襲，箭雨“嗖嗖”落在身邊，一個小兵替他擋了一箭，倒在他懷裡，嘴裡還喊著“護著糧食”。高適抱著小兵，看著他胸口的血染紅了衣裳，就懂了什麼是“戰場”——不是詩裡寫的“大漠孤煙直”，是真真切切的生死。
夜裡，他坐在篝火旁，借著光寫《薊門行五首》，
寫“胡騎雖憑陵，漢兵不顧身”，
寫“羌胡無儘日，征戰幾時歸”。
將士們圍過來看，有個老兵指著詩說：
“你寫出了我們的苦，也寫出了我們的勁！”
最讓他難忘的，是開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的一場仗。那時候他在營州（今遼寧朝陽）幕府，敵軍來犯，將士們在前線拚命，將領卻在中軍帳裡喝酒、聽琵琶。高適站在城樓上，風把戰袍吹得獵獵響，看見下麵的士兵一個個倒下，血把雪地染成紅色，再回頭，帳裡的歌聲還飄過來——他攥著拳頭，當晚就寫下了《燕歌行》。
“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這兩句詩，他寫得又快又狠，墨汁都濺在了紙上。寫完後，他把筆扔在桌上，哭了——他不是哭自己，是哭那些死在前線的士兵，哭他們的血，換不來將領的一句關心。
後來這首詩傳到長安，連唐玄宗都讀了，說：“這個高適，寫出了邊塞的真模樣。”高適的名字，終於被人記住了——不是因為他是“窮書生”，是因為他的詩裡有血、有淚、有將士的魂。
46歲那年，高適考中了進士，被派到封丘（今河南封丘）當縣尉。這是個小官，管著催租、捕盜的事，他一點都高興不起來——他想的是去邊塞建功，不是在縣裡欺負老百姓。
有次，縣令讓他去催租。他走到一個老農家裡，看見破屋裡連個像樣的家具都沒有，老農的老婆躺在床上咳，孩子瘦得皮包骨。老農跪在地上，手裡捧著一把糠：“官爺，家裡就這點東西了，求您放過我們吧！”
高適拿著鞭子，手都在抖。他想起在梁宋種地的日子，想起母親熬粥的樣子，把鞭子扔在地上：“我不能催，你們的苦，我懂！”
回去後，縣令把他罵了一頓：“你是不是不想乾了？連租都催不回來，要你何用！”高適梗著脖子說：“催租就是逼死老百姓，這差我乾不了！”當天，他就寫了辭職信，裡麵有兩句詩：
“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這不是抱怨，是他心裡的痛，是一個讀書人最後的底線。
離開封丘那天，老百姓都來送他，有人塞給他雞蛋，有人給他縫了雙布鞋。高適抱著那些東西，眼淚差點掉下來——他沒給老百姓做什麼，老百姓卻把他當親人。他心裡更堅定了：將來一定要做個好官，不欺負人，不辜負人。
天寶十四載（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長安都快被攻破了。唐玄宗逃到四川，太子李亨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即位，是為唐肅宗。
高適聽說後，連夜往靈武趕。那時候路上全是叛軍，他躲躲藏藏，走了半個月，終於見到了肅宗。肅宗問他：“現在叛軍勢大，該怎麼辦？”高適沒慌，把想好的計策一條一條說出來：“叛軍雖然人多，但都是烏合之眾；隻要守住潼關，再調西北的兵來夾擊，肯定能贏！”
肅宗聽了，特彆高興：“沒想到你不僅會寫詩，還懂打仗！”當即任命他為侍禦史，讓他跟著大軍平叛。
後來，永王李璘在江南叛亂，肅宗又派高適去平叛。高適帶著兵，在長江邊布防。他知道永王的軍隊不擅水戰，就下令造了很多火船，趁著夜裡順風，一把火燒了永王的戰船。沒幾天，叛亂就平定了——這時候的高適，不再是那個隻會寫詩的窮書生，是能領兵打仗的將軍了。
有次打仗回來，他在營裡寫了首《塞下曲》：“萬裡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詩裡的豪情，不是瞎寫的，是他拿著劍，在戰場上拚出來的。
廣德二年（公元764年），59歲的高適被封為渤海縣侯。那天，他穿著紫色的官袍，手裡拿著侯爵印，站在長安的朱雀大街上，想起了年輕時的自己——那個在梁宋田埂上扛鋤頭的窮小子，那個在長安破廟裡躲雨的書生，那個在邊塞風裡寫詩的幕僚。
有人問他：“高公，您這輩子值嗎？”他笑著說：“值！我從地裡來，到戰場上去，用筆寫了心裡的話，用劍護了家國，還有什麼不值的？”
晚年的高適，住在長安的宅子裡，常和杜甫一起喝酒。杜甫病了，他就派人送藥；杜甫沒錢，他就偷偷塞銀子。有次杜甫寫了首詩給他：“當代論才子，如公複幾人”，高適看了，笑著說：“子美，你彆誇我，咱們當年在梁宋喝酒的時候，不就說好了，要一起寫儘天下事嗎？”
他也沒忘了李白。李白因永王案入獄時，很多人都不敢幫，高適卻偷偷托人給牢裡送棉衣和吃的，還跟法官說：“李白是被冤枉的，他隻是想為國做事，不是要叛亂。”後來李白被流放，高適還寫了首詩送他：
“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這不僅是送李白，也是送當年的自己，送所有不服輸的人。
永泰元年（公元765年），61歲的高適在長安病逝。臨終前，他把詩稿交給兒子，說：“把這些詩好好收著，彆丟了。這裡麵有我見過的邊塞，有我認識的將士，有我這一輩子的勁兒。”
現在讀高適的詩，還能感覺到那股勁兒——不是風花雪月的軟勁兒，是地裡長出來的、戰場上練出來的硬勁兒。他一輩子，從窮到富，從書生到將軍，沒靠過誰，就靠筆和劍，靠心裡那股“不服輸”的韌性。
他寫“戰士軍前半死生”，是因為他見過士兵的血；他寫“拜迎長官心欲碎”，是因為他懂老百姓的苦；他寫“莫愁前路無知己”，是因為他就走過那條難走的路。
高適的詩意人生，不是飄在天上的，是踩在地上的。他告訴我們：不管你出身多窮，不管你碰多少壁，隻要心裡有勁兒，手裡有活（不管是筆還是劍），就一定能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來。
就像他還站在邊塞的風裡，拍著你的肩說：“怕啥？大步往前走！天下總有識你的人，總有你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