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後的潁川（今河南許昌），到處是斷牆殘垣。有戶姓王的人家，住在城郊的破屋裡，屋頂漏雨，牆根透風，家裡連塊完整的門板都沒有。
每到傍晚，就會有個半大孩子，搬個小板凳坐在門口，就著鄰居家透過來的油燈光，捧著本卷邊的《詩經》啃——這孩子就是王建，後來和張籍並稱“張王樂府”的詩人。那會兒沒人知道他是誰，隻知道是王家那個“愛讀書的窮小子”。
潁川寒門：啃冷饃、借燈讀，窮日子裡長出的文學苗子
王建的苦，是打娘胎裡帶出來的。他出身“寒門庶族”，擱現在說就是“沒背景的普通人家”，趕上安史之亂，家裡的薄田被戰火毀了，父親早逝，母親一個人拉扯他，日子過得“吃了上頓沒下頓”。
小時候的王建，最盼的不是過年，是鄰居家辦喪事——不是心狠，是辦喪事會煮大鍋飯，偶爾能蹭上半碗粥；最寶貝的東西，是一本借來的《詩經》，封麵掉了，書頁缺了角，他用麻線縫了又縫，走到哪帶到哪。有次母親病了，沒錢抓藥，他想把書賣了，抱著書在集市上蹲了半天，最後還是沒舍得——那是他唯一能看到“外麵世界”的窗口。
他讀書全靠“偷學”。村裡有個老秀才，偶爾會教幾個富家子弟讀書，王建就趴在人家院牆外聽，下雨了就躲在屋簷下，耳朵貼在牆上，生怕漏了一個字。老秀才見他可憐，又肯學，就偶爾把他叫進院裡，教他認幾個字，送他幾張舊紙。王建把紙裁成小條，用炭灰兌水當墨，在上麵練字，寫滿了就擦掉再寫，一張紙能反複用十幾次。
十幾歲時，王建的詩就有點模樣了。不是寫風花雪月，是寫身邊的苦日子：鄰居家的大嬸因為交不起稅，被差役拉走；村口的老王頭，兒子死在戰場上，連屍骨都沒找回來。他寫“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後尚徵苗”，不是憑空想象，是天天看在眼裡的真事。
母親勸他：“讀這些有啥用？不如學門手藝糊口。”王建沒說話，把寫滿詩的紙，藏在枕頭底下——他知道，對他這樣的窮小子來說，讀書寫詩，是唯一能跳出寒門的路。
轉機出在他十七八歲那年。他聽說鄰縣有個學館，管飯還不收學費，就揣著母親連夜縫的粗布衣裳，走了三天路，找到了學館。在這裡，他遇上了這輩子最重要的朋友——張籍。
張籍比他大幾歲，也是個窮書生，倆人一見如故。學館的飯是稀粥配冷饃，菜隻有醃蘿卜，冬天冷得沒法握筆，他們就擠在一張床上，裹著兩床打補丁的被子，你念一句詩，我接一句評；沒錢買紙，就一起撿彆人扔的廢紙，裁開了分著用；有次王建得了風寒，發燒咳嗽，張籍就半夜起來，幫他煎藥，還把自己僅有的一件厚棉襖蓋在他身上。
那段日子苦得掉渣，卻成了王建一輩子的念想。後來他寫過一首《寄張籍》，裡麵說
“憶昔君初納彩時，不言身屬遼陽戍。
早知今日當彆離，成君家計良為誰？”
字裡行間全是當年一起啃冷饃、共患難的熱乎勁兒。也就是在學館裡，王建真正開始“寫詩”——不再是隨手記身邊事，而是學著用更凝練的語言，把寒門子弟的掙紮、對田園生活的向往寫出來。
他寫《村居即事》：
“休看小字大書名，向日持經眼卻明。
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
表麵是說“我不稀罕富貴，也不想當大官”，其實是窮書生的無奈與自我慰藉——不是不想，是知道太難，不如先守著眼前的平靜。誰也沒想到，這首詩裡的“淡泊”，沒幾年就被現實打破了——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踏上一條更苦的路：從軍。
邊塞十三年：從潁川書生到軍營幕僚，刀光劍影裡寫出的“士兵悲歌”
貞元十三年（797），王建二十歲。這年河南大旱，學館斷了糧，他不得不回家。看著母親餓瘦的臉，看著家裡空蕩蕩的米缸，他咬了咬牙——科舉遙遙無期，種地養不活家，不如去從軍。那會兒幽州節度使劉濟在招幕僚，聽說隻要有點文化，就能混口飯吃，還能有點俸祿寄回家。
王建跟母親辭行那天，天還沒亮。母親把家裡僅有的一塊臘肉，切成小塊包好，塞到他懷裡，哭著說：“到了那邊，彆逞強，活著回來就好。”王建沒敢回頭，怕母親看見他的眼淚，一路向北，走了一個多月，終於到了幽州。
幽州的冬天，比潁川冷十倍。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吹得人睜不開眼，軍營裡的帳篷漏風，夜裡凍得人直打哆嗦。王建是個書生，沒學過打仗，隻能做幕僚，幫著寫文書、記軍功。可就算是文書，也得跟著軍隊跑——今天紮營在山穀，明天轉移到河邊，有時候剛寫完一份報告，敵軍的箭就飛進了帳篷。
第一次見打仗，王建嚇傻了。那天他跟著軍隊在邊境巡邏，遇上敵軍突襲，箭如雨下，士兵們慘叫著倒下，鮮血染紅了雪地。
他躲在石頭後麵，渾身發抖，手裡的筆都掉在了地上。晚上整理陣亡士兵名單時，他看著那些年輕的名字，想起離家時母親的眼淚，突然明白：詩裡寫的“戰爭苦”，遠不如眼前的刀光劍影來得真實。
從那以後，王建的筆變了。他不再寫田園的平靜，開始寫邊塞的殘酷、士兵的痛苦。他的邊塞詩，沒有“大漠孤煙直”的豪情，隻有“白骨露於野”的悲涼——因為他見過，所以寫得紮心。
他寫《渡遼水》：
“渡遼水，此去鹹陽五千裡。
來時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死。
亦有白骨歸鹹陽，營家各與題本鄉。
身在應無回渡日，駐馬相看遼水傍。”
想想那個場景：士兵們渡遼水去打仗，離家五千裡，出發時父母就知道，這一去可能就是永彆，所以給孩子多穿幾件衣裳，像辦喪事一樣送他走；就算有幸把屍骨運回去，也是在墓碑上寫個家鄉的名字；更多的人，站在遼水邊，望著家鄉的方向，再也回不去。王建寫這首詩時，手裡握著的，可能就是某個陣亡士兵的家書——那些沒寄出去的信，字裡行間全是對家人的牽掛。
他還寫《涼州行》，罵邊將的荒淫：
“涼州四邊沙皓皓，漢家無人開舊道。
邊頭州縣儘胡兵，將軍彆築防秋城。
……驅我邊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禾黍。去年中國養子孫，今著氈裘學胡語。”邊將們隻顧著自己享樂，不修邊防，讓胡兵占領了州縣，還把老百姓趕到胡地，讓他們學著說胡語、穿胡服。王建在詩裡沒喊“邊將無能”，卻用“去年養子孫，今著氈裘”的對比，把邊將的罪責罵得明明白白。
在幽州的十三年，王建從一個二十歲的書生，變成了一個三十多歲的中年人。他的臉被風沙吹得粗糙，手因為常年握筆、寫文書，磨出了厚繭，眼睛裡也沒了早年的青澀，多了幾分滄桑。他寄回家的俸祿，讓母親的日子好過了些，可他自己，卻常常在夜裡失眠——他見過太多死亡，太多分離，太多苦難，這些都像石頭一樣壓在他心裡，隻能靠寫詩來排解。
有次他跟著軍隊到了一個叫“薊門”的地方，夜裡睡不著，走出帳篷，看到月亮掛在天上，照在荒涼的邊塞，突然想起了遠在潁川的母親，想起了學館裡的張籍。他掏出紙筆，借著月光寫了首《薊門行》：
“薊門逢古老，獨立思氛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