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身既零丁，頭鬢白紛紛。
勳庸今已矣，不識霍將軍。”
他覺得像個“古老”，在邊塞待了這麼久，功業沒成，頭發卻白了，連當年崇拜的霍將軍，也覺得遙遠。
可也就是這十三年的邊塞生活，把王建“磨”成了真正的詩人。他不再是那個隻能寫身邊小事的寒門書生，而是能看透社會現實、為底層人說話的“寫實詩人”。他見過士兵的苦，後來就能寫百姓的苦；他見過邊將的貪，後來就能寫官吏的惡。這些經曆，成了他後來創作“樂府詩”的家底——那些從刀光劍影裡長出來的詩，比任何華麗的辭藻都有力量。
貞元末年，劉濟去世，幽州軍鎮大亂。王建看著軍營裡的廝殺，看著曾經一起共事的人互相殘殺，覺得累了。他收拾好詩稿，辭了官，一路向南，回了潁川。
走的時候，他沒帶多少東西，隻有一箱子寫滿詩的紙，還有一件張籍當年送他的厚棉襖——那件衣服，他穿了十三年，補丁摞著補丁，卻一直沒舍得扔。
回到潁川的那天，母親拄著拐杖，在村口等他。看到他回來，母親哭著摸他的臉：“瘦了，黑了，可總算回來了。”王建抱著母親，也哭了——十三年的邊塞生涯，他沒掉過幾次眼淚，可在母親麵前，所有的堅強都崩了。
那天晚上，母親做了他最愛吃的麵條，放了點臘肉。王建一邊吃，一邊跟母親說邊塞的事，說他寫的詩。母親聽不懂詩裡的大道理，卻笑著說：“能平安回來就好，能寫詩就好。”王建看著母親的笑臉，突然覺得，十三年的苦，值了——他不僅活著回來了，還把那些苦難，寫成了能留下來的詩。
詩裡的“人間煙火”：從邊塞到市井，他的筆始終對著底層人
回到潁川後，王建歇了一段時間，又開始四處奔波——他還是想考科舉，想當一個能為百姓做事的官。可科舉之路對他這樣的寒門子弟來說，依舊難走。他考了幾次，都沒中，直到四十多歲，才終於考中了進士，當了個小官。
可當官後的王建，沒變。他沒像彆的官員那樣擺架子，反而更關注底層人的生活。他的詩，也從邊塞轉向了市井，寫賣炭的老人、織錦的農婦、守邊疆的士兵，寫他們的苦、他們的難、他們的希望。
他寫《田家行》：
“男聲欣欣女顏悅，人家不怨言語彆。
五月雖熱麥風清，簷頭索索繰車鳴。
野蠶作繭人不取，葉間撲撲秋蛾生。
麥收上場絹在軸，的知輸得官家足。
不望入口複上身，且免向城賣黃犢。
田家衣食無厚薄，不見縣門身即樂。”
農民們五月忙著收麥、繅絲，看似“欣欣悅悅”，其實是怕交不夠賦稅，盼著“免向城賣黃犢”，能保住家裡的牛就好。王建寫的不是“農家樂”，是農民“敢怒不敢言”的無奈——不用去縣衙交稅，就是最大的快樂。
他還寫《織錦曲》：
“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家供進簿。
長頭起樣呈作官，聞道官家中苦難。
回花側葉與人彆，唯恐秋天絲線乾。
紅縷葳蕤紫茸軟，蝶飛參差花宛轉。
一梭聲儘重一梭，玉腕不停羅袖卷。
窗中夜久睡髻偏，橫釵欲墮垂著肩。
合衣臥時參沒後，停燈起在雞鳴前。
一匹千金亦不賣，限日未成宮裡怪。
錦江水涸貢轉多，宮中儘著單絲羅。
莫言山積無儘日，百尺高樓一曲歌。”
織錦的女子，沒日沒夜地織錦，織好的錦“一匹千金不賣”，全要交給宮裡，宮裡還嫌不夠，就算錦江水乾了，還要多要。王建寫的是織錦女的辛勞，也是對宮廷奢侈的無聲批判。
這些詩，後來被人稱為“樂府詩”，他和張籍的樂府詩，因為風格相近、都寫寫實，被並稱“張王樂府”。有人說，王建的樂府詩“字字見血，句句見淚”，他卻說：“我把看到的寫下來而已。”他沒忘記是寒門出身，沒忘記邊塞的苦，所以他的筆，始終對著那些像他早年一樣掙紮的底層人。
晚年的王建，官越做越大，當了陝州司馬、光州刺史，可他還是老樣子——穿粗布衣裳，吃簡單的飯，沒事就寫詩。他跟張籍還經常通信，互相寄詩，點評對方的作品。張籍寫“家貧無易事，身病足閒時”，王建就回“自彆青山歸未得，羨君長聽石門泉”，倆人還是當年學館裡的樣子，頭發都白了。
約830年，王建在任上去世，享年六十多歲。他去世後，家人整理他的遺物，發現除了一箱子詩稿，沒什麼值錢的東西——他當了一輩子官，沒貪過一分錢，沒置過一畝田，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寫詩上。
後來有人把他的詩編成了《王司馬集》，流傳到現在。翻開這本書，你看不到“大詩人”的架子，隻能看到一個從潁川寒門走出來的窮小子，一個在邊塞摸爬滾打十三年的士兵，一個為底層人說話的官員——他把自己的苦難、彆人的苦難，都寫成了詩，沒有華麗的辭藻，沒有空洞的道理，隻有最真實的人間煙火。
現在再讀王建的詩，還是會被戳中——讀《渡遼水》，會心疼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士兵；讀《田家行》，會想起那些在田裡辛苦勞作的農民；讀《寄張籍》，會想起年輕時一起共患難的朋友。這就是王建的厲害——他寫的不是“詩”，是“人”，是每個在苦難裡掙紮，卻依然想好好活下去的人。
他的人生，就像他寫的詩一樣，平凡卻有力量。從潁川的窮小子，到邊塞的幕僚，再到“張王樂府”的詩人，他沒走什麼捷徑，一步一步，把苦難踩在腳下，把生活寫進詩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