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西門町褪去了白日的喧囂，隻有零星幾家店鋪還亮著燈。周徹從警局出來時，晚風帶著初秋的涼意，吹得他打了個寒顫。襯衫領口沾著點法醫室的消毒水味，眼底的紅血絲像細密的蛛網，連他自己都沒察覺，從清晨查案到現在，已經整整十幾個小時沒合眼了。
“咕咕——”肚子不合時宜地叫了起來，周徹才後知後覺地想起，自己從早上到現在隻喝了兩杯冷咖啡。他無奈地笑了笑，指尖揉了揉發緊的太陽穴，目光掃過空蕩蕩的街道——這個點還在營業的，恐怕隻有“樂手之家”了。
摩托車沿著武昌街慢慢開，拐進熟悉的巷弄時，遠遠就聽到了吉他聲。那旋律很輕，帶著點羅馬尼亞民歌的憂傷，混著餐廳暖黃的燈光，從“樂手之家”的窗戶裡飄出來，落在青石板路上，像一層柔軟的紗。
周徹停好摩托車，推開那扇掛著銅鈴的木門，“叮鈴”的響聲裡，歌聲更清晰了——是妮妮的聲音。
她坐在舞台中央的高腳凳上，懷裡抱著那把熟悉的木吉他，手指輕輕按在弦上，聲音比平時低了些，帶著化不開的哀傷。歌詞是羅馬尼亞語，周徹聽不懂，但那旋律裡的委屈和迷茫，卻像針一樣紮在心上。妮妮的眼睛看著地麵，長長的睫毛垂下來，遮住了眼底的情緒，隻有偶爾指尖用力時，吉他弦會發出一絲輕微的顫音，泄露了她的不安。
餐廳裡沒什麼客人，隻有揚叔叔和埃琳娜阿姨坐在角落，埃琳娜阿姨手裡織著毛衣，眼神卻緊緊盯著妮妮，臉上滿是心疼。看到周徹進來，揚叔叔站起身，笑著招了招手，示意他找個位置坐下。
周徹選了個靠近舞台的角落，剛坐下，埃琳娜阿姨就端著一杯溫水走過來，“周先生，這麼晚還沒休息？是來找丹丹的嗎？”
“不是，剛從警局出來，有點餓了。”周徹接過水杯，指尖傳來杯子的溫熱，心裡的疲憊少了些，“妮妮她……知道陳默的事了？”
埃琳娜阿姨的笑容淡了些，輕輕歎了口氣，“知道了，丹丹下午打電話告訴我們的。妮妮哭了一下午，晚上非要來這裡唱歌，說這樣能好受點。”她指了指妮妮手裡的吉他，“那把吉他，是她媽媽留給她的，上麵刻著她爸爸媽媽的名字。”
周徹順著她的目光看去，吉他的琴頸處確實有兩個小小的刻字，因為年代久遠，顏色已經很淺了，隱約能看出是“安娜”和“德全”兩個字。他心裡一動——之前妮妮說過，她媽媽是羅馬尼亞人，爸爸是台灣人，難道這兩個名字就是她父母的？
這時，妮妮的歌正好唱完，餐廳裡安靜了幾秒，揚叔叔率先鼓起掌，周徹也跟著拍手。妮妮抬起頭，看到周徹，愣了一下，嘴角勉強牽起一個笑容，抱著吉他走了過來，“周徹哥，你怎麼來了？”
“來吃點東西。”周徹看著她紅腫的眼睛，心裡有些不忍，“彆太難過了，陳默的事，我們會查清楚的。”
妮妮點點頭，沒再多說，抱著吉他走到後台，背影看起來格外單薄。
揚叔叔端著一盤剛烤好的甜麵包走過來，放在周徹麵前，“嘗嘗，剛出爐的，還是熱的。”他在周徹對麵坐下，給自己倒了杯紅酒，“聽丹丹說，你們查陳默的案子遇到麻煩了？”
“嗯。”周徹拿起一塊甜麵包，咬了一口，溫熱的麵包裡夾著核桃和葡萄乾，甜而不膩，是熟悉的味道，“陳默死了，死法和前兩起案子一樣，脖子上有牙印，血液被吸乾。我們之前一直懷疑他是凶手，現在看來，他也是受害者。”
揚叔叔喝了口紅酒，眼神變得有些凝重，“這麼說，真凶還在外麵？”
“對，而且我們現在一點線索都沒有。”周徹歎了口氣，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麵包盤的邊緣，“陳默失蹤前留了紙條，說回鄉下看父親，結果是撒謊，現在連他的死因都沒頭緒，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出現在公園的湖裡，又為什麼會被同一個凶手殺害。”
“彆著急，吃飯的時候彆想這些煩心事。”揚叔叔笑了笑，給自己又倒了杯紅酒，“我給你講個故事吧，是我一個羅馬尼亞老鄉的事，說不定……能讓你換個心情。”
周徹抬起頭，有些好奇，“您的老鄉？”
“嗯，叫安娜，是個很善良的女人。”揚叔叔的目光飄向窗外，像是在回憶很久以前的事，“那是1946年，二戰剛結束沒多久，安娜和她的台灣丈夫江德全，帶著他們三歲的女兒妮可，還有我們夫妻倆，以及一個叫小明的孤兒，一起從法國回台灣。當時我們坐的火車在意大利阿爾卑斯山附近遇到了雪崩，整個車廂都被埋在了雪地裡。”
周徹停下手裡的動作，認真地聽著——1946年，雪崩，羅馬尼亞女人和台灣丈夫，這些元素讓他心裡隱隱有了一種莫名的熟悉感。
“當時的情況比我們後來跟彆人說的還要糟糕。”揚叔叔的聲音低沉了些，“車廂被埋在雪下，沒有信號，沒有取暖設備，我們帶的食物很快就吃完了。江德全是個很能乾的男人，他用隨身攜帶的刀，殺死了車廂裡用來拉貨的一匹馬，我們靠吃馬肉勉強維持生命。可妮可還小，才三歲，馬肉太粗糙，她咽不下去，一直哭，身體越來越虛弱，小臉蒼白得像雪，連哭聲都越來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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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娜阿姨走過來，坐在揚叔叔身邊，握住他的手，聲音裡帶著點哽咽，“我永遠忘不了安娜當時的樣子，她抱著妮可，整夜整夜地不睡覺，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裹在妮可身上，眼睛裡全是血絲，嘴裡一直念著‘我的女兒，彆離開媽媽’。”
“安娜看著妮可快不行了，心裡急得像火燒。”揚叔叔繼續說，“她跟江德全商量，想出去找些其他的食物，可外麵全是厚厚的積雪，溫度低到零下幾十度，出去就是死路一條。就在我們都快絕望的時候，小明突然發起了高燒，燒得很厲害，嘴唇都乾裂了，意識也模糊了。江德全是個醫生，他給小明檢查後，搖了搖頭說，小明可能活不下去了，不如……不如用他的血救妮可。”
周徹的心裡一緊，手指攥緊了拳頭——用孤兒的血救自己的女兒？
“安娜一開始堅決不同意，她抱著小明，哭著說‘他也是個孩子，我們不能這麼做’。”揚叔叔的聲音有些顫抖，“可那天晚上，妮可的呼吸越來越弱，安娜看著女兒的樣子，最終還是妥協了。她沒有殺死小明，小明是因為高燒引發了肺炎，在淩晨的時候去世的。安娜在悲痛中，用江德全的手術刀，輕輕劃破了小明的手腕，把溫熱的血喂給了妮可——就是這口血，讓妮可撐到了救援隊來的時候。”
“江德全知道後，發了很大的火。”埃琳娜阿姨補充道，“他覺得安娜太殘忍，竟然用一個孤兒的血救自己的女兒，兩個人在雪地裡大吵了一架。安娜很委屈，她說‘我也是沒辦法，我不能失去妮可’，說著說著就哭了起來，後退的時候沒注意腳下，不小心掉進了一個雪窟窿裡。等我們把她拉上來的時候，她已經沒有呼吸了。”
周徹聽得心裡沉甸甸的，喉嚨像被什麼東西堵住了，說不出話來。他想起了陳默脖子上的牙印，想起了死者被吸乾的血液，難道……
“後來，救援隊來了，我們帶著妮可回到了台灣。”揚叔叔喝了口紅酒，眼神裡滿是愧疚，“安娜死了，江德全因為這件事，心裡一直有疙瘩，沒過幾年也病死了。妮可還小，不知道父母的事，安娜臨死前拜托我們，不要告訴妮可真相，讓她過正常人的生活。1957年，我和埃琳娜要回羅馬尼亞探親，沒辦法帶著妮可，就把她送到了台南的一家孤兒院，還把安娜留下的那把吉他交給了她——吉他上刻著安娜和江德全的名字，我們希望妮可長大後，能記住自己的父母。”
“那……妮可後來怎麼樣了？”周徹的聲音有些沙啞，他幾乎已經猜到了答案，卻還是忍不住問出口。
揚叔叔看向後台的方向，眼神溫柔，“後來我們從羅馬尼亞回來，去孤兒院找過她，可她已經被人領養了，改了名字，我們找了很多年都沒找到。直到去年，妮妮來我們餐廳唱歌，抱著那把吉他，我看到琴頸上的刻字，才認出她就是當年的妮可。”
周徹的心臟猛地一跳——妮妮就是安娜的女兒？那個靠小明的血活下來的孩子？
“我們沒告訴她真相，”埃琳娜阿姨輕聲說，“她現在過得很好，我們不想用過去的事打擾她。可最近這幾天，她總是說身體不舒服，晚上睡不著，還說看到奇怪的黑影，我們都很擔心她，不知道是不是過去的事在影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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