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十八年1549年）暮春，京都南郊的渡口仍殘留著戰火的焦痕。渾濁的水麵上漂浮著折斷的刀槍與破損的旌旗，岸邊倒伏的武士屍體旁，三好家的“三階菱釘”家紋在陽光下格外刺眼。
就在昨日，三好長慶率領六千精兵在此擊潰細川晴元與三好政長的八千聯軍，逼得細川晴元逃往京都，三好政長則在亂軍中被殺。這場江口之戰，不僅終結了細川家對近畿的百年統治，更讓三好長慶踩著硝煙踏入了京都，成為這座古都新的掌控者。
彼時的京都，曆經應仁之亂後早已不複往日繁華，卻仍是日本國最高權力的象征。三好長慶騎著駿馬，身後跟著手持紋旗的親衛，身旁簇擁著三好長逸、三好政康、岩成友通，這三位日後被稱為三好三人眾的核心家臣，以及一位麵容精瘦的武士，正是後來成為他女婿的鬆永久秀。
當馬蹄踏過京都的石板路時，沿街百姓或躲在門後窺視，或跪地行禮，空氣中混雜著敬畏與恐懼。三好長慶勒住馬，抬頭望向遠處的二條城幕府將軍居所），嘴角勾起一抹笑意：從阿波國的地方豪族，到近畿的實際統治者，他隻用了十年。
進入京都後，三好長慶並未取代幕府，而是以幕臣的名義架空將軍。三好長慶深知，近畿與四國的統治需靠家族紐帶和親信製衡的方式維係，於是在接下來的兩年裡，他如同一位精密的織工，將三好家的勢力編織成一張覆蓋十國的大網。
三好長慶的權力根基，首先建立在親兄弟的忠誠之上。除長兄早逝外，其餘三人皆被委以重任，構成統治的核心骨架。二弟三好義賢被任命為四國總奉行，駐守阿波國勝瑞城，掌控阿波、讚岐兩國。
三好義賢是兄弟中最具謀略者，不僅平定了四國東部的叛亂，還組建了一支精銳的水軍，用以控製瀨戶內海的航道，為近畿輸送糧食物資。三好長慶對三好義賢極為信任，甚至允許他使用三好本家的家紋，足見其地位之高。
三弟安宅冬康被派往淡路國擔任水軍總領，淡路島是瀨戶內海的交通要衝，控製此地便能切斷四國與近畿的海上聯係。安宅冬康不負所望，他整合了淡路國的安宅水軍原守護安宅家殘餘勢力），建造二十餘艘大安宅船搭載鐵炮戰船），不僅保障了三好家的海上補給線，還多次擊退來自紀伊國的海盜，成為近畿海域的海上屏障。
四弟十河一存坐鎮岸和田城掌控和泉國，十河一存雖年輕卻以勇猛著稱，江口之戰中曾單騎衝陣斬殺細川軍先鋒。岸和田城北接攝津三好長慶核心領地）南鄰紀伊，是近畿南部的門戶，成為三好長慶最可靠的近畿預備隊。
三位弟弟如同三根支柱，分彆掌控四國腹地、海上通道與近畿南部，與三好長慶坐鎮的攝津國形成四方呼應。這種家族分治模式既避免了權力過於集中的風險，又能快速應對各地的叛亂，是三好家短期內穩定統治的關鍵。
若說兄弟是核心支柱，那麼親信便是權力觸須。三好長慶深諳聯姻提攜的權謀之道，通過婚姻與官職任命，將鬆永久秀、遊佐長教等牢牢綁在三好家的戰車上。嶽父遊佐長教作為畠山家的實際掌權者，控製著河內國與紀伊國。
雙方締結政略婚姻，遊佐長教名義上仍屬畠山家，實則完全聽命於三好長慶，河內與紀伊兩國也成為三好家的直接從屬領地。這兩國盛產稻米與木材，是近畿的糧倉與建材基地，為三好家提供了充足的財政支持。
鬆永久秀，這位出身播磨的武士，最初隻是三好家的普通家臣，卻因江口之戰獻策立下大功，被三好長慶看中。不僅將女兒嫁給鬆永久秀，還破格將其納為一門視為家族成員，任命為大和國信貴山城城主。大和國是佛教聖地擁有諸多寺院，鬆永久秀在此征收寺院稅，為三好家帶來巨額收入。同時信貴山城地勢險要，可俯瞰近畿平原，成為三好長慶控製京都的南翼堡壘。
鬆永久秀之弟被三好長慶安排入贅丹波國守護代內藤家，成為內藤國貞女婿而改名內藤宗勝。丹波國是近畿北部的屏障，與細川晴元的殘餘勢力接壤，三好長慶此舉既讓內藤宗勝名正言順的掌控丹波，又能利用他監視細川家的動向。內藤宗勝上任後立即整頓丹波，修建八上城作為據點，成為三好家在近畿北部的前哨。
通過這一係列布局，到天文十九年1550年）末，三好家已實際掌控近畿的攝津、和泉、河內、紀伊、大和、丹波六國，以及四國的阿波、讚岐、淡路三國，再加上名義上從屬的部分地區，總計十國領地。
這是自室町幕府建立以來，地方豪族掌控領地規模最大的一次。三好長慶坐鎮攝津國高屋城，每日處理來自十國的奏報，接受各國豪族的朝貢，甚至模仿幕府將軍舉行禦馬前武士覲見儀式），享受著天下人的待遇。
高屋城議事廳內，三好長慶的府庫中堆滿了各地送來的貢品。阿波國的珍珠、讚岐國的海鹽、河內國的稻米、大和國的漆器，還有紀伊國的珍稀木材。鬆永久秀站在一旁笑著說道：“主公，如今近畿與四國皆在掌中，將軍不過傀儡，三好家的霸業，已遠超當年的細川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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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好長慶端起酒杯，望著窗外的櫻花，滿是誌得意滿：“這還不夠，待平定丹波的細川殘黨，我便要讓整個西國，都插上三好家的旗幟。”然而京都這座古都，似乎總帶著一種詛咒。從室町幕府的足利義滿，到後來的織田信長、豐臣秀吉，每一位試圖在此建立霸權的天下人，都難逃盛極而衰的宿命。
三好長慶的巔峰也暗藏著致命的伏筆，而這些伏筆在天文二十年1551年）悄然爆發。
三好家的十國領地，實則分為直接從屬與附屬勢力兩類。直接從屬如攝津、和泉、阿波等，由三好家直係或親信直接統治；附屬勢力如紀伊國部分豪族、淡路國舊安宅家臣，則是通過臣服歸附，僅需繳納貢賦、出兵助戰，保留一定自治。
這種平衡的核心，在於遊佐長教控製的河內與紀伊。這兩國是直接從屬的典範，也是連接近畿與四國的關鍵。但遊佐長教的統治依賴於畠山家傀儡與三好家支持的雙重身份，一旦失去三好家的絕對威懾，或自身遭遇不測，河內與紀伊的豪族便可能反叛。
三好長慶對此並非沒有察覺，卻因過度信任遊佐長教，未在兩地安插三好家的直係武士，從而為後來的權力鬆動埋下了隱患。江口之戰後細川晴元逃往京都，雖僅剩數百殘部卻仍保有細川家督的名分。
細川家作為室町幕府的管領，百年積累威望並非一朝一夕可滅。丹波、近江等地的舊細川家臣，仍暗中與細川晴元聯絡，等待著反撲的機會。三好長慶雖派內藤宗勝駐守丹波，卻低估了細川家的名分號召力，未加徹底圍剿，這讓細川晴元得以在丹波休養生息，逐漸集結勢力。
被架空的足利義藤，表麵上對三好長慶言聽計從，甚至在三好長慶進入京都時親自出城迎接，實則暗中積蓄力量。他利用將軍的名義，聯絡近畿的寺院勢力，試圖借助寺社的武力；同時他對三好家與細川家的矛盾冷眼旁觀，等待雙方兩敗俱傷的時機。
江口之戰後兩年，足利義藤雖與三好家講和，卻從未放棄恢複幕府權威的野心，這為後來幕府內部的分裂埋下了種子。這些伏筆，如同埋在三好家霸權下的地雷，而引爆它們的導火索，便是天文二十年1551年）遊佐長教的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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