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墨，燭影搖紅。書房內的討論從芙蕖的異常轉向了吳家可能隱藏的秘辛。元元敏銳地捕捉到趙彥茹言辭間的閃爍與猶豫，那是一種深陷家族利益、朋友情誼與未知恐懼間的掙紮。她深知，在這個宗法森嚴、門戶之見極重的時代，逼迫一位世家女吐露可能損害家族聲譽的隱秘，不僅徒勞，更可能將她置於險境。
於是，她悄然在桌下輕觸梁錚的手背，遞去一個清晰的眼神：“朋友非案犯，緩之。”梁錚辦案素以鐵腕銳利著稱，此刻卻對元元這略帶“婦人之仁”的暗示從善如流。他幾不可察地頷首，便將話題引回對骸骨案技術細節的探討，不著痕跡地繞開了令趙彥茹難堪的痛點。
這份默契的維護，讓室內緊繃的氣氛悄然緩和。元元心中微暖，又抬眼看向梁錚，四目相對，有些情愫便也無聲勝有聲了。
臨彆時，趙彥茹終被這份體貼所動，吐露了需待長兄趙彥屏歸來方能決斷的苦衷。元元握著她冰涼的手，給予了理解與安慰。
翌日，元元一早便向梁錚提出走訪丹菊姐弟。這一想法在當時時代，堪稱驚世駭俗。莫說高官正妻，便是尋常婦人，亦少有直接參與案件調查、麵見外男問詢的。然而梁錚隻是略一沉吟，便道：“可。你心細，或能問出衙役疏忽之處。我與你同去。”一句話，便為她打破了第一道無形的枷鎖。
見到丹菊與丹陽時，元元能感受到他們的局促與驚疑。一位是威嚴的大理寺卿，另一位是衣飾精致、容貌嬌麗的官夫人，這般組合出現在他們這逼仄的家中，本身便是一種巨大的壓力。元元沒有坐在仆役匆忙擦淨的椅上，而是選擇站在院中，語氣放緩，卻直奔核心：
“丹菊姑娘，丹陽兄弟，莫要驚慌。我們此行，隻為儘一切可能找回丹露，告慰亡靈。請二位細細回想，丹露身上，可有任何與眾不同的標記？哪怕是極細微處，譬如幼時磕碰留下的舊疤，或是…身體上有無天生異於常人之處？此類特征，於辨認白骨，至關重要。”
她的問法，極其專業且具有引導性，完全超越了當時通常由衙役進行的、往往流於表麵如“有無胎記”、“身高幾何”的粗糙問詢。丹陽先想起腳踝舊傷，丹菊繼而鼓起勇氣，顫抖著說出了那個家族隱藏多年的秘密——“六指”。
這個特征讓元元和梁錚精神大振。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即便知道有此特征，辨認難度依然超乎想象。白骨埋於地下多年，軟組織早已腐爛，小小的贅生趾骨極易在挖掘、搬運中損毀或遺失，甚至可能被誤認為是碎石土塊。
《大明律》與《洗冤集錄》雖為法醫檢驗奠定了基礎，但實際操作中，仵作水準參差不齊，對細微骨骼畸形的認知和重視程度遠遠不夠。若非元元具有超越時代的證據意識，極其明確地追問“生理特征”，這個關鍵線索很可能就被徹底埋沒。
返回大理寺，元元直接向陶鈴鈴提出采用《洗冤集錄》中記載的“蒸骨”、“傘影”等驗骨古法。陶鈴鈴眼中閃過驚詫，這些技法雖載於典籍，卻因工序繁瑣、需特定條件且被視為“旁門”而較少被常規采用。一位養尊處優的官夫人，不僅知道，還能在關鍵時刻準確提出應用，這讓她不得不對元元刮目相看。
驗證過程繁複而充滿挑戰。尋找合適的酒醋、控製火候、在昏暗光線下透過紅傘辨彆骨上極其細微的色差……每一步都是對耐心與專業知識的極致考驗。元元始終守在旁邊，沒有絲毫不耐，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無形的推動力。當陶鈴鈴最終清晰地指認出那腳踝的陳舊骨痂和那枚小小的第六趾骨時，元元激動得幾乎屏住呼吸。
這不僅是一次技術的勝利，更是一次觀念的突破。在這個極度依賴口供、刑訊逼供司空見慣的時代，元元憑借來自未來的證據意識和問詢技巧，與梁錚所代表的司法體係內追求實證的力量相結合，艱難地撬動了一條縫隙。
最終，丹菊的崩潰確認，為案件取得了裡程碑式的進展。梁錚當場承諾追查到底，並按照程序將骸骨留作證物。整個過程中，元元的身影活躍在每一個關鍵節點：提出走訪、精準問詢、推動複驗、見證鎖定。
事後，元元看著梁錚有條不紊地下達命令，安排文書記錄，保管證物。她忽然清晰地意識到，梁錚為她搭建的，是一個何其珍貴的“自由屋”。他並非簡單地縱容她，而是以他的權威和信任作為基石，小心翼翼地在她周圍撐起了一個無形的空間。在這個空間裡，她超越時代的智慧、膽識和好奇心得以安全地釋放，甚至能夠切實地改變現實，追尋正義。
他欣賞的，或許正是這與世間所有貴女都不同的她。而他為她爭取的這片小小天地，讓她能夠肯定，這份喜愛，深沉且厚重，遠非僅僅迷戀於皮相或溫順。
迷霧依舊濃重，但通往真相的路上，似乎已有微光透入。而這光芒，也照亮了兩人之間那獨特而堅實的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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