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疆深秋的午後，陽光有氣無力地照在休整點的營地上，給一排排低矮的土坯房和臨時搭建的帳篷蒙上一層慘淡的暖色，卻驅不散空氣中那股浸入骨髓的寒意。風聲穿過空曠的原野，帶來遠處零星施工的號子聲和隱約的操練口令，更襯得這片戰地後方的寂靜有種說不出的壓抑。
廖奎跟在一名沉默的警衛員身後，走向營地邊緣一間獨立的、看起來比其它房舍更規整些的土坯房。房頂豎著一根天線，表明這裡通訊相對便利。門口沒有標識，但廖奎知道，這是臨時劃給團部政工人員使用的辦公室。
他的心跳平穩，呼吸悠長，外在的一切躁動仿佛都被一層無形的屏障隔絕開來。【明鏡止水】的狀態已然開啟，並非為了應對傷情，而是為了應對一場預料之中、卻依舊凶險的“診斷”。他貼身處那枚二等功獎章的冰冷觸感，此刻不再僅僅是榮譽與責任的象征，更像是一塊被投入平靜湖麵的石子，所激起的漣漪正引他來麵對這必然的波瀾。
警衛員在門口停下，低聲道：“報告，廖奎同誌到了。”
“進來。”裡麵傳來一個不高不低，帶著些沙啞的中年男聲。
廖奎推門而入。土坯房內部比外麵看起來要寬敞些，牆壁用石灰粗糙地粉刷過，勉強遮擋了土色。一張舊的辦公桌，兩把椅子，一個鐵皮文件櫃，角落裡放著行軍床和臉盆架，構成了全部陳設。唯一的窗戶不大，透進的光線讓屋內顯得有些昏暗。空氣中彌漫著煙草、劣質墨水和人體長時間封閉存在的渾濁氣息。
辦公桌後，坐著一位約莫四十歲上下、穿著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戴著一副黑框眼鏡的中年軍人。他肩章顯示是團級副職，麵容清臒，眉頭習慣性地微蹙著，看人時目光透過鏡片，帶著一種審視的、仿佛要穿透表象看到內裡的銳利。廖奎認得他，是團政治處的王副主任，以前在大型動員會上遠遠見過，以作風嚴謹、原則性強著稱。
“廖奎同誌，請坐。”王副主任指了指桌前的椅子，語氣平淡，聽不出喜怒。
“是，首長。”廖奎依言坐下，腰背自然挺直，雙手平放在膝蓋上，目光平視，保持著軍人應有的姿態，既不顯得過分緊張，也沒有絲毫懈怠。
王副主任沒有立刻說話，而是拿起桌上一個搪瓷缸，慢條斯理地喝了一口水，目光卻始終沒有離開廖奎的臉，似乎在觀察他最細微的表情變化。屋內一時間隻剩下呼吸聲和遠處隱約傳來的聲響。
“廖奎同誌，”王副主任終於開口，聲音依舊沙啞，卻帶著一種不容置疑的份量，“首先，組織上要再次肯定你在前線做出的突出貢獻。個人二等功，這是很高的榮譽，是你用勇敢和汗水，甚至是用生命風險換來的。這證明了你在戰場上的表現，是經得起考驗的。”
“感謝組織的肯定，我隻是儘了一名戰士應儘的職責。”廖奎的回答標準而謙遜，這是無數次政治學習和場合下形成的本能。
王副主任微微頷首，話鋒卻陡然一轉，如同平靜水麵下突然刺出的魚槍：“但是，榮譽越高，我們越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越要經得起組織的全麵考察。今天找你談話，就是想更深入地了解一些情況，幫助你更好地進步，也希望你能坦誠地向組織說明。”
“是，請首長提問，我一定如實彙報。”廖奎的心神更加凝聚，【明鏡止水】的境界讓他感官愈發敏銳，能清晰地捕捉到對方話語裡潛藏的機鋒。
王副主任身體微微前傾，雙手交疊放在桌上，鏡片後的目光更加專注：“你的家庭成分，是富農，對吧？”他沒有用疑問句，而是陳述。
“是的，首長。”廖奎坦然承認，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
“嗯，”王副主任沉吟了一下，像是在組織語言，又像是在施加壓力，“這就引出了一個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廖奎同誌，你的家庭背景，按常理說，舊社會的影響可能會更深一些。但我們看到，你在戰場上的表現，無論是搶救傷員的忘我精神，還是在應對突發敵情時展現出的……嗯，驚人的冷靜和直覺，都遠遠超越了很多貧下中農出身、根正苗紅的戰士。這種強烈的反差，你能談談你的思想轉變過程嗎？是什麼力量，促使你發生了如此巨大的改變？你要知道，思想上的徹底轉變，不是一蹴而就的。”
問題尖銳，直指核心。它巧妙地將個人能力與家庭出身對立起來，隱含的質疑呼之欲出——你的表現太好，好得不像是你這個出身的人該有的，這本身就可能是一種“異常”。
廖奎早已料到會有此一問。他臉上適當地流露出一種混合著沉重與堅定的表情，目光微微低垂，仿佛在回憶，聲音卻清晰而誠懇：
“報告首長，我出身富農家庭，這是事實。舊社會，我的家庭確實占有較多土地，存在剝削行為。這一點，我從不回避，也深刻認識到這是原罪。”他先肯定了對方的預設，這是談話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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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是在新社會長大的，從小接受黨的教育。學校裡的老師，農場的領導，都不斷教育我們，出身無法選擇，但道路可以選擇。我一直努力在思想上、行動上向黨靠攏，希望能徹底洗刷家庭帶來的負麵影響，成為一名真正的、對人民有用的革命戰士。”
他頓了頓，語氣變得更加沉痛，卻也更加有力：“真正讓我思想上受到巨大衝擊，甚至可以說是一次蛻變的，是我在第七農場勞動期間，目睹了許多同誌在艱苦環境下依然堅持信仰、默默奉獻的精神。特彆是謝廣安同誌……”
他提到了這個名字，語氣謹慎而克製。王副主任的眼神微微動了一下，但沒有打斷，隻是目光更加專注。
“謝廣安同誌曾經擔任過重要職務，後來在農場改造。我和他接觸不多，但他勞動踏實，有時候會講一些過去的經曆，讓我間接了解到革命事業的艱難曲折。”廖奎的措辭極其小心，避免任何對謝廣安的定性評價，隻陳述客觀事實和個人的間接感受。
“他告訴我無論個人境遇如何，對國家的忠誠、對職責的堅守，不應該改變。這份覺悟，支撐著我度過最艱難的時刻，也讓我在戰場上，能夠暫時忘記恐懼，專注於完成任務。”
他將自己思想轉變的關鍵，錨定在了一段複雜而沉重的經曆上，提及謝廣安時極其謹慎，隻強調個人感悟，而非其具體身份和評價。這既符合事實，又避免了政治風險。
王副主任靜靜地聽著，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麵上輕輕敲擊了兩下，看不出是否接受了這個解釋。他轉而拋出了第二個，或許在他心中更關鍵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