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元年七月中，河北的旱情在持續月餘的全力賑濟下，如同被勉強按住傷口的猛獸，雖未致命反撲，但那低沉的喘息聲依舊時刻敲擊著汴京君臣的神經。
趙頊每日批閱的奏章，十之七八仍與災情、邊備相關，他的心力幾乎被榨乾。
他本以為，之前皇城司稟報的那樁登州“阿雲案”，不過是士林間一場尋常的律法辯論，如同往滾油裡滴入一滴水，雖會濺起些油花，但終會平息。他甚至隱隱覺得，在巨大的天災麵前，這種“務虛”的爭論，或許能暫時轉移朝野部分注意力，未必全是壞事。
然而，他低估了這樁案件背後所牽扯的綱常倫理與律法原則的深刻矛盾，更低估了司馬光以其道德權威將案件推向極端後，所引發的反彈力量。
幾日之內，情況急轉直下。
首先發難的是登州知州許遵。這位一手審理此案的地方官，在得知司馬光力主死刑的判決意見後，憤而上書，奏章直送中書門下，副本竟也通過渠道遞到了通進銀台司，擺上了趙頊的案頭。
許遵的奏章寫得極為激烈，幾乎是指著鼻子辯論：
“臣聞審刑院司馬光議，以阿雲謀殺親夫，罪在不赦，當處極刑。臣，竊以為拘泥律文，失察情理，有違聖人欽恤之本意！
其一，婚姻之根本在於‘合兩姓之好’，阿雲母喪未除，其叔貪財逼嫁，此乃‘違律為婚’，六禮不全，情義已絕！
依《宋刑統》，此類婚姻自始無效，阿雲與韋大並無夫婦之名分，何來‘謀殺親夫’之重罪？司馬光無視婚約之非法，強以夫妻名分相加，是以禮害法！
其二，即便不論婚姻效力，阿雲一弱質女流，遭此逼迫，憤而出手，其事可憫。
韋大僅斷一指，未致身亡，其害尚輕。更兼案發後，官府未察而阿雲自首，此乃真心悔過。
《刑統》有雲‘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其所因者，乃憤懣殺人之念，今既自首，豈可不予減刑？
若如司馬光所言，自首不得減，則朝廷設立自首之條，豈非形同虛設？今後誰還願主動伏法？此乃阻人自新之路！
臣懇請陛下明察，律法之用，貴在衡情酌理，懲惡揚善，非為彰顯嚴刑峻法之威也！司馬光之議，若得施行，恐天下寒心，司法僵化，臣萬死不敢苟同！”
這封奏章，如同在滾沸的油鍋裡又潑進一瓢冷水，瞬間炸開了鍋。
許遵的觀點，清晰地將爭議提升到了“法理”與“情理”、“法律條文”與“司法實踐”孰輕孰重的層麵，並且直接挑戰了司馬光“禮法至上”的權威。
幾乎同時，汴京太學內的辯論也徹底失控。原本還局限於經義探討的學子們，迅速分裂成旗幟鮮明的兩派：
擁司馬派：以一些崇尚古禮、嚴守程頤門風的太學生為主，高呼“天理昭昭，綱常不容紊！”
認為司馬光維護的是人倫大防，是社會的根基，阿雲之情可憫，但其行不可恕，否則“夫綱不振，禮崩樂壞”。
反司馬派：則以更多注重事功、講求權變的太學生為代表，他們引用《春秋》決獄的故事，強調“原心定罪”，認為法律不應是冰冷的刀鋸，而應有教化憐憫之功。
他們抨擊司馬光“刻薄寡恩，不恤民瘼”，甚至有人將河北災民之苦與阿雲之冤聯係起來，暗指朝廷若隻重虛禮，不察實情，與草菅人命何異？
太學博士們試圖彈壓，卻發現爭論已從學堂蔓延到茶肆、酒館，乃至官員的私邸。一份份言辭尖銳的“策論”、“私議”開始在士大夫圈中流傳。
這一切，都被皇城司的密探記錄在案，最終由李憲整理成一份詳儘的輿情摘要，呈報給了趙頊。
起初，趙頊隻是隨意翻閱，以為不過是些書生議論。
但當他看到許遵奏章中那句“律法之用，貴在衡情酌理”以及太學生中出現的“原心定罪”與“刻薄寡恩”的激烈對撞時，他的眉頭越皺越緊。
尤其當他讀到一份密報，記載某位官員在私宴上感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