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輿論場在經曆短暫的沉寂後，一股更為精巧、也更為深刻的暗流開始湧動。
這一次，不再僅僅是市井間的牢騷，而是源自士林內部，帶著明確意圖和理論包裝的定向風波。風眼的中心，正是以司馬光為代表的一批對當下朝政風向深感不安的士大夫。
在司馬光那間堆滿經史典籍的書齋內，燭火搖曳。幾位與他誌趣相投的舊友門生悄然聚首。
他們並非要策劃什麼陰謀，而是懷著一種“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沉重使命感，在品評時政。
“君實兄，”一位在太學擔任博士的老友輕啜一口茶，憂心忡忡地開口，
“陛下自即位以來，銳意進取，本是好事。然觀其施政，似與仁宗朝寬仁、務本之氣象，漸行漸遠矣。”
他細細數來：
“其一，鹽政之事。韓絳在江南，以霹靂手段整頓鹽法，固然增加了國庫收入，然其過程，牽連甚廣，手段酷烈，有違‘刑罰世輕世重’，以教化為先的聖人之訓。
陛下非但不予約束，反將其調回三司，委以財計重任，此非鼓勵‘苛察’之風乎？”
“其二，邊事之策。對西夏，一味強硬，綏州築城，擺出進取之勢，全然不懼開啟邊釁。
此與仁宗皇帝晚年持重守成、保境安民的方略大相徑庭。陛下年輕，恐有輕啟戰端、好大喜功之嫌。”
“其三，取士之道。策論改革雖由曾公亮主持，然明眼人皆知，此乃陛下之意，旨在選拔通時務、有乾才之士。
此舉雖佳，然若過度強調‘事功’，恐使士子汲汲於權術利害，而輕視了經義根本、道德修養。長此以往，禮義廉恥之國本動搖矣！”
這番話，道出了在座許多人的心聲。他們理想中的君主，是宋仁宗那樣，垂拱而治，寬厚仁德，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崇尚文教，不輕言兵事。
而如今的趙頊，表現出來的卻是重用“酷吏”能臣如韓絳、呂惠卿、曾布）、崇尚事功效率、對外態度強硬，
這與他們秉持的“王道政治”、“以內修德政為本”的儒家理想產生了尖銳衝突。
尤其令他們不安的是，皇帝似乎對司馬光所倡導的“複三代之禮”、“以禮治國”的核心主張，興趣寥寥。
司馬光如今被安置去修書、審案，看似尊崇，實則是被邊緣化於核心決策圈之外。這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在他們看來，意味著皇帝正被另一套更講求“功利”和“權變”的思潮所吸引。
司馬光一直靜默聆聽，此時緩緩放下手中的書卷，目光深邃，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
“諸君所慮，皆切中時弊。陛下天資聰穎，有心振作，此乃社稷之福。
然，治國猶如烹小鮮，不可操切。韓絳理財，雖見成效，然聚斂之臣，古之賢君所慎用。
邊事強硬，雖揚國威，然兵者，凶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取士重策論，雖得乾才，然德行不修，雖有才，亦足以濟其奸。”
他頓了頓，聲音更顯沉重：
“我輩之責，不在於攻訐君上，而在於格君心之非，引其歸於正道。陛下近日下詔罪己，言‘德不修’，此正顯天心示警，陛下或有所悟。吾等當趁此機緣，因勢利導。”
他提出策略：
“不宜直言陛下之失，而當借天變災異，屢申‘修德’、‘恤民’、‘偃武’之大義。
奏章言事，可多引《春秋》災異之說，先賢治國之道，闡明唯有內修德政，方能消弭天變，外服四夷之理。
將綏州之役、江南鹽政等具體事務，皆提升至‘是否合於王道’、‘是否利於養民’的義理層麵來辨析。”
這便是更高明的手段：不直接攻擊皇帝的個人決策，而是通過持續不斷的理論灌輸和道德呼籲，試圖將皇帝的施政思路，扳回到他們認可的“仁宗舊軌”和“三代王道”上來。
他們要將具體的政策爭議，轉化為一場關於治國根本理念的論戰。
於是，接下來的日子裡，一些出自清流之手的奏章開始悄然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