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奏章文辭雅馴，引經據典，核心內容卻高度一致：借河北災異，反複強調“帝王之德”與“天心”感應之理。
勸諫皇帝應“減嗜欲，躬節儉，遠功利之臣，親禮樂之化”，應將主要精力用於“撫恤災黎”、“砥礪士風”等“內修”事務，對邊事則應“持重”、“懷柔”，避免“耗竭民力”。
這些言論，如同綿綿秋雨，看似溫和，實則無孔不入地滲透著。
它們站在道德的製高點上，讓支持皇帝現行政策的人，在辯論中時常感到一種“理不直氣不讓”的被動。因為在儒家的語境裡，“修德”、“恤民”、“偃武”永遠是政治正確的口號。
趙頊在福寧殿裡，讀著這些看似忠懇、實則處處隱含掣肘之意的奏章，眉頭緊鎖。他感受到一種無形的、卻又無比堅韌的阻力。
這阻力並非來自具體的某個人或某件事，而是來自一整套強大的、根深蒂固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體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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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體係，正被司馬光等人嫻熟地運用著，試圖束縛他的手腳，將帝國的航向拉回他們心目中的“黃金時代”。
他放下奏章，走到窗前，望著秋意漸深的宮苑。他知道，與西夏、與遼國的博弈是明槍易躲，而與這股彌漫在朝堂士林間的“古意”暗流較量，才是真正的暗箭難防。
這不僅關乎具體政策的推行，更關乎這個帝國未來走向的靈魂之爭。
“王道……事功……德政……富強……”他喃喃自語，年輕的臉龐上，充滿了與年齡不符的凝重與思索。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才剛剛開始。
熙寧元年九月末的汴京，秋意已深。紫宸殿常朝的氣氛，比往日更加凝重。
河北災異的陰影未散，西夏使者的恫嚇言猶在耳，而朝堂之上，一股針對綏州政策的暗流，終於化為了公開的諫諍。
率先出列的，是禦史台知雜事禦史呂陶。此人以清直敢言著稱，素與司馬光等大儒交好，其奏對往往暗合“複古”之旨。他手持笏板，聲音清朗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懇切：
“陛下！臣聞‘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今綏州之事，種諤擅啟邊釁，已違國法。
然事已至此，臣所深憂者，非一城一地，而在國家大體！西夏遣使，言辭雖厲，然未必無轉圜之機。
若我朝能示以寬仁，略作退讓，或可化乾戈為玉帛。若一味恃強，恐失信於四夷，啟無窮之邊釁！
況河北新遭大災，國庫空虛，黎民待哺，實不宜再興兵革，耗竭國力。伏望陛下暫緩綏州工役，遣使與西夏和談，以固根本而安天下！”
呂陶的奏對，引經據典，將綏州問題提升到“國家信譽”和“恤民固本”的高度，姿態磊落，令人難以直接斥責。
緊隨其後，同知諫院範純禮範仲淹之子，範純仁之弟，時在諫院）、判國子監直講孫覺等數位素有聲望的官員也紛紛出列附議。
他們的言辭或激烈或委婉，但核心意思大同小異：強調當前應以內政救災為重，對外應持重，避免與西夏徹底撕破臉，甚至暗示可以放棄綏州以換取和平。
這些言論，在朝堂上引起了一陣竊竊私語。不少官員麵露讚同之色，顯然，這種“攘外必先安內”、“以柔克剛”的傳統思路，在士大夫中仍有廣泛市場。
禦座上的趙頊，麵色平靜地聽著，手指輕輕敲擊著禦座的扶手。他目光掃過班列中垂首不語、仿佛置身事外的司馬光，心中冷笑。
他知道，呂陶等人不過是台前的木偶，其背後站著的，正是這位以修撰《資治通鑒》而隱然成為士林精神領袖的資政殿學士。
司馬光自己不出麵，卻讓門生故舊打頭陣，既保持了超然姿態，又精準地傳達了其政治主張，確是老辣。
待眾人奏畢，朝堂一時寂靜。所有人都看著年輕的皇帝，等待他的反應。
趙頊並未動怒，反而緩緩開口，聲音清晰而沉穩，傳遍大殿：
“諸卿所奏，皆為社稷著想，朕心甚慰。然，綏州之事，關乎國家百年安危，非可輕率處之。
諸卿既有疑慮，朕便與諸卿，以及幾位相公，於退朝後，在紫宸殿後閣，細細分說。”
此言一出，眾人皆是一怔。皇帝這是要親自與諫官和重臣進行一場禦前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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