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意識到，自己先前將皇城司的膨脹，下意識地類比於記憶中那些模糊而恐怖的影像——明朝的錦衣衛、東西廠。這是一種典型的“曆史錯置”的焦慮。
此刻，他清晰地看到了本朝與後世那些皇權無限膨脹的王朝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
“祖宗家法”的鐵壁：本朝開國以來，“防微杜漸”四字乃是鐵律。太宗、真宗、仁宗，曆代先帝對宦官、外戚、女寵、宗室乾政的防範，可謂到了極致。
宦官最高官階不過遙郡，實權有限，且時刻處於台諫禦史的虎視眈眈之下。“內臣結交外朝”乃是大忌，一旦發現，必遭重譴。”
士大夫集團的“天羅地網”：整個文官係統，從宰相到言官，其存在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格君心之非”，防止皇權濫用於私欲。
皇城司若真敢有絲毫逾越，彈劾的奏章會像雪片一樣飛來。富弼、文彥博、司馬光這些重臣，絕不會坐視一個宦官機構坐大。“與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口號，是刻在帝國骨子裡的權力結構。”
軍隊係統的獨立性：樞密院三衙的體係，與內侍省係統涇渭分明。宦官監軍雖有其職，但想如唐代宦官般掌握神策軍那樣的禁軍主力，在本朝無異於癡人說夢。
想到此處，趙頊甚至帶著幾分自嘲地腹誹：“莫說是李憲，就算把那明朝的魏忠賢、劉瑾弄到朕這熙寧朝來，麵對這滿朝朱紫、言路清明的局麵，怕也得規規矩矩跪下磕頭，敢有半點不軌之心，頃刻間便是身敗名裂的下場！”
排除了對“權閹”的恐懼，趙頊的思考進入了更深的層次。他意識到，真正的風險並非李憲個人會變成權臣，而是皇城司目前這種“政商一體”、“使命模糊”的運作模式本身，存在巨大的製度性風險。
職能異化：一個情報機構，如果其主要精力、資源和成就感來源於商業利潤，那麼其搜集情報的本職工作必然會退化，甚至可能為了商業利益而扭曲情報例如，隱瞞邊境衝突以維持貿易暢通）。
腐敗溫床：巨額利潤在不透明的狀態下流轉，必然滋生龐大的腐敗空間，腐蝕皇城司的戰鬥力。
授人以柄：此事若被朝臣知曉，攻擊的將不是李憲，而是他趙頊本人！“遣中使經商，與民爭利”的罪名，足以嚴重損害他的“明君”形象，動搖變法圖強的合法性。
“所以，問題不在於李憲是否忠誠，而在於朕賦予它的這把‘劍’，劍柄之上，又生出了一條‘錢鞭’。
劍鞭一體，雖威力倍增，卻也難以駕馭，易傷自身。朕要做的，不是毀掉這把利器，而是……將其‘劍’與‘鞭’分離，各自裝上合適的劍鞘和鞭柄。”
一個清晰而大膽的改革方案，在趙頊腦海中逐漸成形——對皇城司進行“職能剝離”，實行“明暗分治”。
“明組”——回歸本業的“皇城司”：
職能：專職負責京師治安、宮禁宿衛、偵緝謀逆、監察百官有限度）等傳統職能。一切行動需符合製度，接受三司刑部、大理寺）的有限監督和台諫的質詢。
目標：使其成為一個高效、專業、透明的情報與安保機構，重歸“天子耳目”的本位。
經費：由朝廷正常撥款，保持其“清水衙門”的性質，避免被經濟利益腐蝕。
“暗組”——新設的“皇家采辦司”或內帑經營司）：
職能：將目前皇城司負責的海外貿易、內廷製造品變現等所有商業活動，完全剝離出來，成立一個全新的、直屬於皇帝的內廷機構。它類似於後來清朝的“內務府”的概念，專司為皇帝和內庫“創收”。
運作：繼續利用皇城司遺留的海外網絡和曹家等白手套，但其人員、賬目完全獨立。負責人可由精明強乾、深諳商道的宦官或皇帝親信的低級官員擔任。
管理：其財務必須嚴格審計，巨額支出需皇帝親自審批。趙頊設想，那“三成”利潤不再直接留給皇城司，而是納入這個新機構的運作成本與皇帝特彆基金，每一文錢的動用，都必須由他朱筆批準。
人事與製衡：
李憲可以繼續擔任皇城司都知，展現皇帝對他的信任。但新成立的“皇家采辦司”的主官，需另選他人，形成相互獨立、相互製約、均對皇帝直接負責的局麵。
如此，權力分散，職責清晰，財務透明。既保留了“造血”功能，又杜絕了機構尾大不掉的風險。
然而，趙頊並沒有立即下旨推行這套方案。他強壓下心中的激動，告誡自己：“朕雖思得一策，然未必儘合實情。李憲等人久曆其事，其中艱難、關竅，彼等深知。貿然行事，恐生窒礙。”
他決定，耐心等待各地皇城司負責人返京述職。他要親耳聽聽一線的聲音：
海外貿易的具體流程、風險何在？
與各地豪強、遼夏官員打交道，有哪些不成文的規則？
現有的這套模式，哪些是高效的，哪些是弊病叢生的？
他要將這次述職，變成一次全麵的調研和聽證會。他的改革方案，將基於這些一手信息進行微調，確保其既符合帝王控權的意誌，又具備現實的可操作性。
窗外的雪依然在下，趙頊的心卻已豁然開朗。最初的恐慌，源於對曆史幽靈的錯誤聯想；而現在的從容，則建立在對北宋製度現實的清醒認知和對未來製度的縝密規劃之上。
他不再視皇城司為潛在的怪物，而是看作一件有些複雜的工具。他的任務，不是摧毀它，而是重新設計它，給它裝上安全的握柄和精準的標尺。
“李憲，還有你手下的乾將們……”趙頊望向大名府方向，嘴角露出一絲意味深長的笑容，“朕等著你們回來。
朕要聽聽，你們這把‘利劍’，在過去一年裡，究竟磨得如何了。朕，要親手為它打造一副新的劍匣。”
這一刻，年輕的皇帝真正開始領悟，治國之道，不在於消滅問題，而在於駕馭問題，將挑戰轉化為新的機遇和製度創新。熙寧時代的改革精神，已從他處理這件“家事”中，悄然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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