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的聰明人，如韓琦、曾公亮、文彥博、乃呂公著、呂惠卿等人，卻從這看似尋常的“文雅賞賜”中，品出了非同尋常的政治意味。
就在年前，官家才讓宰相曾公亮牽頭，商討科舉改製之事，核心議題之一便是“增加策論比例，減少詩賦取士”。
此事在士林中已有風聲，支持者與反對者皆在暗中角力。
如今，新年伊始，官家便如此大規模、高規格地向核心官員群體賞賜《資治通鑒》、《春秋》這類側重於總結曆史經驗、探討治國得失的史鑒巨著；
以及歐陽修等大家闡釋經義、關切現實的學術筆記，其用意，幾乎是不言自明的“明示”。
這就像是在對全體官員，尤其是那些掌握著科舉出題、閱卷權力的未來考官們，發出一個清晰無比的信號：
“諸位愛卿，都看到了嗎？朕所重者，乃是這等能‘鑒往知來’、‘經世致用’的學問！”
“下一科，乃至今後的科舉取士，朝廷要選拔的，不再是隻會吟風弄月的詞臣，而是通曉古今之變、能提出安邦定國實策的乾才！”
“策論的重要性，將前所未有地提升！諸位當以此為導向，勉勵後學，亦當以此標準，為國選材！”
這份“賜書”的舉動，其政治智慧在於：
溫和而堅定：它不是一道強硬的詔令，避免了在年節期間直接激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它以“賞賜”這種施恩的方式出現，讓人難以拒絕，更難以在明麵上反駁。
精準的受眾：賞賜對象是帝國的決策核心和未來的主考官。信號直接傳遞給最能影響科舉風向的人，效率極高。
強大的說服力：用司馬光、歐陽修這等重量級學者的著作作為“教材”和“範本”，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學術權威性和說服力，使得“重策論、重實學”的導向顯得理所應當。
賜書儀式結束後，群臣手捧書卷，叩謝天恩，陸續退出紫宸殿。每個人心中都翻湧著波瀾。
韓琦、文彥博等老成者：手持《資治通鑒》，心中了然。他們或許對激進變法有所保留，但對於科舉選拔實用之才這一點，大多持讚成態度。
官家此舉，方向是對的，手段也足夠高明。他們可能會保持沉默，或私下告誡門生故吏，要多在策論上下功夫了。
王安石、呂惠卿等改革派：內心振奮。這無疑是官家決心推進改革、選拔新銳人才的強烈信號。他們必將利用這個機會，在輿論和實務上，進一步推動科舉向“經義策論”傾斜。
一些以詩賦見長的文臣：則感到了無形的壓力。未來的仕途，恐怕不能隻靠華美的辭章了。
各地重臣、邊帥：收到《武經總要》和經史典籍，同樣心領神會。官家這是希望他們既能鎮守一方，也要知書明理，懂得運用曆史的智慧來處理複雜的軍政事務。
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迅速從宮禁傳遍京師的官員圈層，繼而將通過這些重臣，傳遞至全國。
所有讀書人都將意識到：熙寧朝的科舉，要變天了。未來的進士，必須熟讀史鑒，深通時務，方能脫穎而出。
趙頊站在殿閣的高處，望著官員們手持書卷離去的身影，目光深遠。他沒有采用激烈的方式強行推動科舉改革，而是選擇了這種“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策略。
通過一次看似尋常的新年賞賜，他成功地向整個官僚體係及天下士子，傳遞了一個清晰、堅定且難以駁斥的改革信號。
他將改革的意圖，包裹在“重視文教”、“鼓勵實學”的正當性之下，減少了阻力，贏得了更多務實派官員的默許甚至支持。
“種子已經播下，”趙頊心中默念，“隻待春風春雨，便可破土而出。”
賞賜的蜂窩煤與青鹽，象征著他對民生實際的關切；而那些沉重的書卷，則承載著他對於革新吏治、選拔真才的迫切期望。
熙寧二年的政治風向，就在這濃濃的年味裡，伴隨著書香與墨韻，悄然轉向。
一場關乎未來帝國人才格局的深刻變革，已然拉開了序幕。而這一切，都始於正月初五這場看似普通，卻影響深遠的新年賞賜。
熙寧二年正月初五的午後，冬日暖陽懶洋洋地灑在汴京皇城的殿宇樓閣之上。
年節的喧囂尚未完全散去，但大內深處卻已恢複了井然有序的靜謐。
趙頊並未在福寧殿歇息，而是與向皇後一同，在內侍省幾名高階宦官的引導下，來到了位於宮城東北隅的內廷印刷書籍庫及附屬作院。
此地遠離前朝政務區的喧囂，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獨特的混合氣味——新研墨料的清香、上好紙張的草木氣息，以及隱隱的漆膠之味。
作院內並非熱火朝天的景象，卻有一種沉靜而高效的忙碌。數十名工匠各司其職，雕版的、校對的、刷印的、裝裱的，井然有序。
這裡生產的，並非市井流通的普通書籍，而是專供禦前、賞賜重臣、以及作為高級國禮的精品典籍。
趙頊身著常服，步履從容，仔細察看著每一道工序。
他時而拿起一塊雕刻著《金剛經》經文、刀法精湛如畫的梨木雕版，指尖拂過那深邃的筆畫；
時而駐足於一位正在給《資治通鑒》校樣進行最後核對的老儒生身旁，靜靜觀看；時而又在裝裱案前，審視著那些用蘇州重錦做麵、象牙彆子為扣的奢華書函。
陪同的內廷官員小心翼翼地介紹著，言語間充滿自豪。向皇後則安靜地跟在趙頊身側，她的目光更多地落在工匠們專注的神情和靈巧的雙手上，眼中流露出讚賞與關切。
趙頊看似隨意巡視，但每一瞥，每一問，都意有所指。他拿起一本剛剛裝訂完成、準備賜往吐蕃地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精裝本，對向皇後和身旁的官員說道：
“你看這經文，字字清晰，墨色勻淨，裝幀更是莊嚴寶相。吐蕃僧俗，得此經卷，豈不視若珍寶？其所感念的，不止是經文法力，亦是我大宋的工匠心血、文化底蘊。”
他放下經卷，語氣平和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分量，繼續說道：
“以往賞賜外邦，多偏重金銀絹帛。自然體麵，然終是死物。而以此等精心印製的典籍相贈，尤其是投其所好，如贈吐蕃佛經，贈遼國史鑒，贈高麗儒典……則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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