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說的沒錯。”我輕聲說。
中午回家吃飯時，村裡的大喇叭響了：“通知，通知，所有村民下午到村委會開會，商討修建村小學事宜......”
母親盛飯的手停住了：“又要集資了。”
父親悶頭吃飯，一言不發。
下午的村委會，氣氛異常凝重。老支書站在台上，聲音沙啞：“鄉親們，鎮裡要求每個村都要建標準化小學，咱們村還差五萬塊錢......”
台下頓時炸開了鍋。
“五萬？把咱們賣了也湊不齊啊！”
“去年的修路錢還沒還清呢！”
“這日子還過不過了？”
老支書無奈地看著台下：“這是上麵的要求，完不成任務，我這個支書也彆當了。”
“我來說兩句。”父親突然站起來。
全場安靜下來。在我記憶中，父親從不在這種場合發言。
“建學校是好事，”父親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晰，“但不能把鄉親們都逼死。我建議，咱們聯名向鎮裡反映情況，請求減免部分費用。”
“反映情況？鎮裡會聽嗎？”有人質疑。
“不聽就一直反映，”父親說，“但不能不建學校。孩子們沒學上，咱們村就永遠窮下去。”
最後，村委會決定：一方麵聯名向鎮裡反映困難，另一方麵發動村民自願捐款。
晚上，父親把一個小布包放在桌上：“這是給你攢的學費，先拿去建學校吧。”
“不行！”我急忙說，“這是我的責任。”
“什麼你的我的，”父親看著我，“你是咱們村的希望。隻要你好好讀書，將來有能力了，記得拉鄉親們一把。”
那天夜裡，我失眠了。窗外的稻田在月光下泛著銀光，就像父親的白發。
我突然明白了父親那句話的深意——做人要像稻穗，越成熟越懂得低頭。但低頭不是為了屈服，而是為了更好地積蓄力量。
第二天清晨，我找到老支書：“支書，我有個想法。咱們可以寫信給省裡的報社，反映農村負擔過重的問題。”
老支書眼睛一亮：“這個主意好！致遠，你是有文化的人，這信你來寫！”
就在我伏案寫信時，郵遞員送來了一封信。是趙瑞龍寫來的。
“致遠：見信好。學校形勢依舊緊張，但已有緩和跡象。陳默每天都在圖書館用功，說要‘武裝頭腦’。我加入了學生會，正在籌備新學期活動。盼你早日歸來，我們需要你。另：隨信附上路費，不必歸還。”
我看著信封裡嶄新的二百元錢，眼眶濕潤了。
三天後，我踏上了返校的列車。父親送我到村口，最後說了一句：“記住這片稻田。無論走到哪裡，都不要忘記你是吃這片稻田的米長大的。”
火車開動了，我望著窗外飛速後退的稻田，心裡默念：我不會忘記的，永遠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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