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鳴派出的這批“文化種子”——以李秀才為代表的進步知識分子們，帶著使命和熱情，奔赴晉省各地新開辟的根據地，立刻投入了一場沒有硝煙卻同樣激烈的戰鬥。
白天，他們和普通的工作隊員一樣，深入田間地頭，與農民一起勞作，拉家常，了解他們的疾苦；他們幫助建立和鞏固農會，宣講“減租減息”、“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他們手把手地教農民識字，在村頭的大樹下、在簡陋的祠堂裡，開辦起熱火朝天的掃盲班。
他們的作風與舊式讀書人截然不同。他們沒有“秀才公”的架子，不穿錦服，不說拗口的“之乎者也”，說的都是農民聽得懂的大白話。他們和農民一起啃窩頭，喝涼水，手上磨出了繭子，臉上曬得黝黑。這種“接地氣”的作風，迅速贏得了底層農民的好感和信任。
“這新來的李先生，一點讀書人的臭毛病都沒有！”
“是啊，還幫俺家修犁頭呢！”
“晌午歇著的時候，還教娃們認字，不收錢！”
農民們用最樸實的語言，表達著對這些新知識分子的認可。
然而，夜晚，當村莊沉寂下來，這些文化戰士們卻點起油燈，開始了另一場艱苦的腦力勞動。他們伏在簡陋的桌案前，苦思冥想，奮筆疾書，撰寫著一篇篇反駁當地頑固士紳的文章。
與此同時，那些被觸及了根本利益的舊式秀才、舉人們，也並未坐以待斃。他們白天被強製參加勞動，累得腰酸背痛，但到了晚上，同樣強打精神，在燈下絞儘腦汁，寫下一篇篇“檄文”，痛斥人民軍“倒行逆施”、“違背聖人之教”、“破壞千年規矩”，試圖用他們熟悉的倫理綱常來蠱惑人心。
一場新舊知識分子之間的“文化大戰”，在晉省的廣大農村地區，悄然爆發！
這場大戰的主要形式，就是張貼告示、傳閱小冊子、以及在集市、祠堂等公共場合進行公開辯論。
舊知識分子們引經據典，張口“子曰詩雲”，閉口“朝廷法度”，試圖用傳統的權威來壓製對方。
而李秀才等新知識分子，則針鋒相對，他們不再糾纏於繁瑣的經義解釋，而是直指問題的核心——階級和利益！
他們用通俗的語言，揭露舊士紳如何與官府勾結、如何利用功名特權逃避賦稅、如何將負擔轉嫁給農民；他們質問：“聖人之教，可曾教你們盤剝鄉鄰？朝廷法度，可是為你們欺壓百姓而立？”他們大聲宣告：“人民軍的規矩，就是讓種田的人有飯吃，讓乾活的人有衣穿！這才是天底下最大的道理！”
這場論戰，讓那些處於中間地帶的、無功名也無產業的底層讀書人如普通的私塾老師、落第童生）看得目瞪口呆，頭皮發麻！
“我的天！這...這說的都是什麼啊？”一個在村裡教了幾個蒙童的私塾先生，拿著雙方傳閱的小冊子，手都在發抖，“這些字我都認識，可這道理...怎麼這麼...這麼駭人聽聞？又好像...有點道理？”
他們過去所學的，無非是四書五經、科舉時文，何曾接觸過這種直指社會矛盾、剖析階級對立的尖銳思想？他們既感到震驚，又隱隱覺得，這些新來的“同誌”說的話，似乎更能解釋他們自己清貧困頓的處境。
而對於那些頑固的既得利益者——地主和上層士紳來說，當他們真正理解了人民軍宣傳的“社會主義思想”核心如土地公有、消滅剝削）後，產生的不是辯論的欲望，而是深入骨髓的恐懼！
“他們...他們這是要刨我們的根啊！”一個老舉人看完李秀才寫的《誰養活了誰？》的小冊子後，麵如土色，癱坐在椅子上。他意識到，這不再是簡單的“造反”或“匪患”，而是一場旨在徹底顛覆現有秩序的社會革命！他們賴以生存的特權和土地，正是革命要消滅的對象！
與讀書人圈子的激烈思想交鋒相比，廣大的農民群眾，起初並不太關心這些“之乎者也”的爭論。他們評判事物的標準簡單而直接：誰對他們好，他們就信誰。
他們看到的是：人民軍來了，不搶糧，不拉夫，戰士還幫他們乾活；新來的駐村乾部，沒架子，能吃苦，真心實意幫他們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減租減息真的落實了，以前被霸占的田地真的分回來了！
相比之下，那些以前高高在上的“秀才公”、“舉人老爺”，除了催租逼債、擺架子訓人，何曾給過他們一點實惠？
“管他什麼聖人不聖人，誰讓俺吃飽飯，俺就聽誰的！”
“李先生是好人！教娃識字還不收錢！比那個王扒皮指原來的王秀才）強多了！”
民心，在這種實實在在的利益對比和情感體驗中，悄然卻堅定地倒向了人民軍和新知識分子一邊。
這場文化大戰，表麵上是筆墨官司，實質是爭奪民心的生死較量。李秀才等人，憑借其貼近群眾的作風、犀利的思想和人民軍作為後盾，逐漸在這場較量中占據了上風。舊士紳的話語權被一點點剝奪，他們的影響力在群眾日益覺醒的目光中，日漸萎縮。晉省農村的思想陣地，正在發生一場深刻而不可逆轉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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