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心係恢複，詩諷時政11331141）
韓公使金，血淚寄詩。
紹興三年1133年），臨安府的春日，似乎總蒙著一層驅不散的陰翳。雖已是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的時節，但空氣中彌漫的，並非全是複蘇的暖意，更有一種彷徨與壓抑。李清照賃居的小院中，那幾株梅樹早已凋零，隻剩下深綠的葉子，在微風中沉默著。她已年屆五十，連續的顛沛流離、藏品的散佚殆儘，以及那個讓她身陷囹圄、最終以離異告終的短暫婚姻，都已如刀鑿斧刻般，在她身上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她的容顏愈發清臒，眼神卻愈發銳利，如同經過淬煉的寒鐵，冷冷地審視著這個“山外青山樓外樓”的偏安之都。
一日，坊間傳來消息，如一塊巨石投入沉寂的湖麵，在她心中激起巨大波瀾：宋高宗趙構經過反複權衡，終於決定派遣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胄、工部尚書胡鬆年為奉表通問使，北上金國，謁見被擄的徽、欽二帝，並試探議和之可能。此舉，與其說是“恢複”的號角，不如說是“和議”的探路，朝廷上下，主戰主和，爭論不休，但於李清照而言，這畢竟是自“靖康之恥”以來，官方首次正式派遣如此高級彆的使節北渡。那一線微弱的希望之光，足以照亮她心中積鬱多年的故國之思。
她仿佛能看到韓肖胄的車駕即將渡過淮水，踏上那片夢縈魂牽的故土。那片土地上，埋葬著她的青春，她的故園，以及無數與她一樣“飄零遂與流人伍”的南渡士民的血淚。一種難以抑製的創作衝動在她胸中奔湧。她不再是那個隻知“尋尋覓覓”的哀婉婦人，而是要以筆代劍，為使者壯行，向朝廷進言，替萬千遺民發聲！
她閉門謝客，連日奮筆。墨是上好的鬆煙墨，卻仿佛調和了她半生的血淚。當她寫下詩題《上樞密韓公詩》時，手腕竟因激動而微微顫抖。這首詩，分為古律兩章，結構嚴謹，氣勢磅礴，全然是她晚年沉鬱頓挫風格的巔峰之作。
“子孫南渡今幾年，飄零遂與流人伍。”開篇便是沉痛的時代控訴，點明了南渡士人共同的悲慘命運。她接著以“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的駭俗之句，表達了自己雖為女子，亦願將一腔熱血灑回故土山河的決絕。這已非尋常的思鄉之情，而是與國土共存亡的錚錚誓言。
最令人動容，也最快在臨安城中傳誦開來的，是那石破天驚的十四個字：“不乞隋珠與和璧，隻乞鄉關新信息。”隋侯之珠，和氏之璧，乃天下至寶，但在李清照眼中，比起故鄉的真實消息，皆如糞土。這不僅是她個人的心聲，更是所有背井離鄉者最深切的渴望。她要韓肖胄帶回來的，不是稀世珍寶，而是故土的人情風物、殘破景象，哪怕是噩耗，也強過這漫無邊際的等待與遺忘。詩句以其赤誠與深刻，瞬間擊中了無數流亡者的心靈，迅速從士大夫的書齋傳至市井街巷，成為人人爭誦的名句。人們在這詩句中，看到了易安居士那超越個人悲歡、與國族命運緊密相連的博大胸懷。
冷眼觀政，詩史諷喻。
然而，韓肖胄的使金，並未帶來預期的轉機。金國態度依舊強硬，和議之路漫長而屈辱。朝廷在短暫的振奮後，很快又沉溺於臨安的湖光山色之中。以秦檜為首的主和派勢力逐漸占據上風，“恢複”二字，日益從朝堂議事的核心，蛻變為一個空洞的口號，甚至是一種需要避諱的敏感詞。
李清照冷眼旁觀著這一切。她看到那些曾激昂上書的官員，漸漸學會了明哲保身；看到新晉的進士們，熱衷於在西湖畔舉辦詩會，吟風弄月，仿佛北方的烽火與己無關；更看到朝廷的舉措，無非是修葺宮殿，完善禮製，儼然要將這“行在”當作永久的帝都。一股巨大的失望與悲涼，如同錢塘江的潮水，向她湧來。
她再次提筆，這一次，筆鋒更顯犀利，直指時政的核心。在又一首《詠史》詩中，她以高度凝練的詩句，完成了對偏安政權一針見血的畫像：
“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
這兩句詩，運用了精妙而殘酷的對比。“南來者”，指南渡的君臣，他們即便到了相對溫暖的江南，仍畏懼吳江之水的微寒，極言其貪圖安逸、喪失銳氣。而“北狩者”，乃被擄至苦寒北地的徽、欽二帝，他們所處的環境，是何等的酷寒與悲慘？一邊是怯於眼前的些許“寒冷”，另一邊則應悲於那真正的、徹骨的“嚴寒”。這十四個字，如同一把鋒利的手術刀，剖開了南宋朝廷刻意粉飾的太平，將其苟安偷生、忘卻君父之仇的懦弱與不孝，暴露無遺。這已不是一般的詠史，而是以史為鑒，直刺當下的“詩史”！
西湖沉醉，怒題警句。
紹興某年春日約在1138年定都臨安前後），天氣回暖得格外早。李清照因事途經西湖，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但見蘇堤白堤之上，遊人如織，鬢影衣香。畫舫淩波，絲竹管弦之聲不絕於耳；酒樓茶肆，猜拳行令之喧響徹雲霄。達官貴人們輕裘緩帶，攜妓暢遊；富商巨賈們一擲千金，爭奇鬥豔。暖洋洋的湖風，吹拂著人們醉意朦朧的臉龐，也仿佛將“靖康恥”、“臣子恨”都吹散到了九霄雲外。這哪裡是國難當頭的“行在”？分明是又一個紙醉金迷的汴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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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難以言喻的憤怒與惡心，湧上李清照的心頭。她想起了汴京淪陷前，那座世界之都也曾是如此這般醉生夢死，最終在鐵蹄下化為焦土。曆史的悲劇正在重演，而這些人，竟毫無警覺！
她步履沉重地走到一處臨湖的亭閣，隻見雪白的牆壁上，滿是騷人墨客吟風弄月的題詠。什麼“山色空蒙雨亦奇”，什麼“淡妝濃抹總相宜”，在此刻的她看來，都成了逃避現實、麻醉自我的靡靡之音。
她向亭畔的酒家討來一支筆，飽蘸濃墨。店小二見她氣度不凡，卻麵帶寒霜，不敢多問。在周圍一片嬉笑喧鬨聲中，李清照毅然走向那麵白壁。她的身影在繁華的背景下，顯得如此孤獨而決絕。
她揮動臂膀，筆走龍蛇，每一個字都仿佛蘊含著千鈞之力，砸在那象征著沉淪與遺忘的牆壁上：
“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詩句題畢，四周仿佛有那麼一刹那的寂靜。那十四個墨跡淋漓的大字，像一道冰冷的閃電，劈開了暖風沉醉的午後，也像一記響亮的耳光，摑在所有沉迷於虛假太平的人們臉上。
“暖風”，既是自然的春風，更是這奢靡頹廢的社會風氣。“熏醉”，生動描繪了人們精神麻木、喪失鬥誌的狀態。而“直把杭州作汴州”，則是全詩的點睛之筆，是最沉痛也最尖銳的警告！它無情地揭示了這繁華表象下可怕的本質——人們正在重複導致亡國的老路，將臨時避難所當作了永久的安樂窩，全然忘記了血海深仇與未複的故土。
此詩一出，雖未署名，但其批判的鋒芒與藝術的高度，立刻引起了有識之士的震驚與共鳴。它迅速口耳相傳，比之前的《上樞密韓公詩》更具爆炸性，因為它直接戳破了朝廷竭力維持的“中興”假象。可以想見，它也必然引起了當權者，尤其是主和派的不快與忌憚。然而，李清照早已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對她而言，發出這警世之聲，是作為一個見證者、一個親曆者的責任，是她的“詩可以怨”。
從“欲將血淚寄山河”的熾熱期盼，到“北狩應悲易水寒”的冷峻批判，再到“直把杭州作汴州”的悲憤呐喊，李清照用她晚年的詩筆，為自己，也為那個時代，譜寫了一曲憂國憂民、不屈不撓的誌士悲歌。她的聲音，穿越了西湖的暖風與醉意，如同孤山上永不消散的梅魂，在南宋晦暗的曆史天空中，閃爍著倔強而永恒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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