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開封府尹明斷如神
康定元年1040）的汴京，正值多事之秋。西北戰事吃緊，京畿流民日增，開封府這個天下首府的擔子愈發沉重。當吳育接過權知開封府的任命時，他清楚地意識到，這個素有“宰相搖籃”之稱的位置，實則是架在烈火上的鼎鑊。
十月初三到任，吳育便遇上了棘手的考驗。前任府尹移交的未決案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曹氏奪女案”。案情原本清晰：仁宗生母李宸妃的侄孫李璋，其管家曹榮強占民女張小娥，致其投井自儘。然而此案拖延半年未決，卷宗上竟記載“證據不足”。
吳育當夜調閱全卷，發現關鍵疑點：驗屍格目記載“頸有指痕”，但曹榮聲稱“此女自尋短見”；現場勘驗提到井台留有兩枚玉貔貅印痕，恰與曹榮常佩的辟邪佩飾相符。更蹊蹺的是，原告張老漢的訴狀原件不翼而飛，現存竟是謄抄本。
翌日清晨，吳育換上青布直裰，帶著兩名精於刑名的胥吏，悄悄來到案發的甜水巷。在巷口茶攤，他們聽聞更令人發指的真相：曹榮仗著主子權勢，在汴京強占民女已非初犯。賣漿老嫗偷偷告知：“那曹管家腰間總掛著對玉貔貅，說是太後所賜，連開封府的差人都不敢近身。”
正當取證之際，吳育突然發現張老漢家中灶台有新鮮米糧，與訴狀所稱“家徒四壁”不符。細問之下，老漢泣訴：“前日有李府家丁送來十貫錢，要小老兒改口說是自願許配...”吳育不動聲色，命胥吏記錄下送錢人的相貌特征，又取走曹榮遺落在井台的玉貔貅掛件作為物證。
十月廿九升堂，開封府衙前人山人海。吳育特意命人撤去堂前屏風，讓百姓旁聽。當曹榮被押上堂時，突然有快馬馳至，馬上使者高喊：“太妃手諭！”原來李宸妃的妹妹、吳國太妃派人送來求情信函。全場頓時寂靜，所有人都屏息注視著堂上。
吳育整肅衣冠，朝宮城方向行禮，卻未拆閱手諭，而是沉聲道：“法者，天下公器。若以私情廢法，何以治天下？”隨即命胥吏當眾展示玉貔貅與井台拓痕的比對結果，又傳賣漿老嫗等人證上堂。最關鍵的是，他取出從張老漢處收繳的賄銀，銀錠上清晰烙著“李府官銀”的印記。
曹榮見狀癱軟在地，當堂畫押認罪。吳育立即判決：“曹榮逼死人命，按律當斬；行賄官吏，加等治罪。”同時具表上奏，自請處罰“未能防微杜漸”之過。這份奏章後來被收錄在《宋刑統》案例集中，成為宋代司法“不畏權貴”的典範。
此事傳開，汴京百姓編出民謠：“吳開封，明如鏡，皇親國戚也心驚。”更有說書人將此事改編成《包龍圖再世》話本，在瓦舍日夜傳唱。但吳育麵臨的考驗遠未結束。
十一月，京畿漕運又發大案。有漕工舉報綱船夾帶私鹽，牽扯出三司使杜衍的侄兒杜琰。吳育親自夜查汴河碼頭，在寒風中蹲守三夜，終於截獲滿載私鹽的綱船。追查賬冊時，卻發現所有文書均用暗語記錄，如“白玉”指鹽、“金鱗”指銅錢。
吳育召集府中老吏，結合自己在三司任職的經驗，七日內破譯全部密碼。結案時，他特意將杜琰與其他案犯分開審理，既避免牽連杜衍，又確保首惡必懲。這種講究策略的處置，連政見相左的禦史中丞孔道輔都讚歎：“吳育辦案，如良醫用藥，既去病灶，又不傷元氣。”
康定二年開春，吳育開始推行係列改革。他在府衙前設立“鳴冤鼓”，允許百姓直訴；創建“案卷勾稽法”，要求所有案件七日內必須初查；更製定《檢驗格目新式》，將驗屍、驗傷標準細化到“創口深淺須量三分”的程度。
最令人稱道的是他對京師治安的整頓。當時汴京“鬼市子”夜間猖獗，多有盜竊銷贓之事。吳育不像前任那樣簡單取締，而是在大相國寺後院設立“官市”，派衙役維持秩序，既方便交易又便於監管。他還將流浪少年編入“廂軍幼營”，請老兵教授武藝，後來這些少年中竟有數十人考取武舉。
四月暮春，開封府迎來最大考驗。契丹使臣在驛館暴斃，遼國懷疑有人下毒。吳育親率仵作檢驗，發現死者實因過量服用五石散中毒。他不僅出示《太醫局方書》為證，更從使臣行李中查獲未服用的藥散。結案後，遼國特使特意到府衙致謝，此事被蘇舜卿記入《東京夢華錄》，成為宋代外交司法的經典案例。
在開封府的四百餘日，吳育共審理積案三百餘件，其中涉及宗室、外戚的要案十七起。他創立的“案限簿”製度，要求每案標注審理進度，這個創新後來被推廣到全國。某次仁宗微服私訪至開封府，看見吳育深夜仍在批閱案卷，案頭放著冷掉的胡餅，不禁對隨行太監感歎：“若百官皆似吳育，何愁天下不治？”
然而樹大招風。這年冬天，禦史台突然收到匿名狀，誣告吳育“濫施刑罰”。雖然很快查清是某權貴報複所為，但吳育深知，在波譎雲詭的京師，剛正不阿既是美德，也可能成為負累。在他即將離任的那個雪夜，開封府衙的鳴冤鼓突然被百姓自發係上紅綢，這個動人的場景，後來被畫入《宋史·輿服誌》的插圖中。
而此刻的吳育不會想到，他在開封府培養的明察秋毫之能，即將在更大的政治風暴中經受考驗——慶曆新政的浪潮正撲麵而來，他將在新舊黨爭的漩渦中，繼續堅守“法者天下公器”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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