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一瞬，心口的荊棘紋身微微發熱，不是以往那種刺痛的灼燒，而是一種緩慢的、溫熱的脈動，如同凍土之下悄然融化的溪流，正一點點滲向乾涸的河床。
她怔了一下，收回手，低頭看著自己的指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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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什麼也沒有，可她知道，有些東西已經變了。
三天後的傍晚，夕陽將老宅的屋簷染成橘紅色。
林野正在二樓整理錄音素材，餘光忽然瞥見陽台方向有人影。
是周慧敏。
她獨自站在花壇前，手裡拎著個舊布袋，眼神依舊空茫，腳步卻異常堅定。
她盯著那株“野芽”看了很久，久到林野以為她會轉身離開。
可她蹲下了。
動作遲緩卻認真，像在完成一項莊嚴的儀式。
她從布袋裡掏出一支紅筆——那種林野再熟悉不過的、教師專用的油性紅筆，筆帽邊緣已磨出銅色的痕跡。
然後，她在花壇邊緣的水泥地上，歪歪扭扭地寫下兩個字：
野芽。
筆畫顫抖，最後一捺拖得極長，斜斜劃出去，像一道未完成的批注，又像一句遲到多年的命名。
林野站在窗後，屏住呼吸。
她沒有推門出去，也沒有喊她。
她隻是靜靜地看著，看著那個曾用紅筆判罰她一切不合格的母親，第一次為一株從廢繩中長出的生命落筆。
夜深了，雨後的空氣清冽如洗。
林野翻出塵封已久的童年作文本，泛黃的紙頁間夾著幾張枯萎的標本花。
她一頁頁翻過去，直到找到那篇小學三年級寫的《我的名字》。
上麵密密麻麻全是紅筆批注：“語句不通”“感情虛假”“結尾突兀”。
唯有一句被圈了出來，加了波浪線，旁邊寫著兩個字：尚可。
那句話是：“我的名字是媽媽起的。”
她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後拿起剪刀，小心翼翼地將它剪下。
紙片輕飄落地，她撿起來，貼在錄音筆的背麵——那是江予安送她的第一件禮物，用來采集城市聲音的便攜設備。
她把它放進外套口袋，貼近胸口的位置。
第二天清晨，她約江予安去了高中舊址。
校舍早已廢棄，外牆爬滿藤蔓，走廊儘頭堆著碎玻璃和鏽鐵架。
她帶著小鏟子，走到東側樓梯拐角的牆縫前——那裡曾是她每次焦慮發作時躲藏的地方。
她蹲下身，撥開雜草與碎石，果然看見一株野生薄荷還活著，葉片泛著青灰的光澤，邊緣微微卷曲。
她小心挖出根部，連土帶植一起移進一隻舊陶盆。
盆子是江予安從博物館庫房帶來的，底部刻著“民國二十三年製”，釉麵斑駁，卻結實耐用。
回到老宅，她將薄荷擺在“野芽”旁邊，輕輕說：“你也活下來了。”
江予安站在一旁，默默打開了錄音筆。
他後來回放音頻時才發現，林野說話的尾音微微發顫，卻不再壓抑，不再掩飾，也不再急於掩蓋那份脆弱。
那是一種承認之後的平靜，像風吹過山穀，留下回響，卻不執著於回應。
而此刻，林野望著兩株並肩而立的植物，心口的荊棘紋身再次泛起一絲暖意。
她不知道的是，在無人注視的葉片背麵，極細的紋路正悄然浮現，如同血脈般蔓延開來——隻是她尚未察覺，命運的筆順，已在靜默中悄然落筆。
五日後，晨光斜照進花壇，林野蹲在“野芽”前，像赴一場無人知曉的約定。
她原本隻是想看看那株倔強的綠是否又長高了些，卻在俯身刹那，察覺到一片葉片背麵有異樣的反光。
她眯起眼，從口袋裡摸出隨身攜帶的放大鏡——這是江予安送她的另一件小物，說是博物館修複古籍時常用。
鏡片貼近葉背，她呼吸一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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