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所料，關於張居正“曆史局限性”的論斷，立刻在天幕上引來了另一波網友更加激烈、也更為具體的反駁。這些聲音試圖將張居正放回他所處的具體時代環境中，為其正名。
【曆史語境派】：“指責張居正沒有引領工業革命？這簡直是苛求古人！這就好比責怪孔子為什麼不會造飛機！十六世紀的明朝，資本主義萌芽都微弱得很，你讓張居正如何去想象和理解一個完全不在他知識結構裡的‘工業社會’？他的認知邊界，就是傳統的農業文明頂峰！”
【同時代對比組】：“看看和張居正同時代的歐洲！西班牙、葡萄牙拿著美洲白銀乾什麼了？大部分用來奢侈消費和宗教戰爭了！真正用來發展生產的又有多少？西歐的工業革命也是一個多世紀後，在各種複雜條件累積下才爆發的。要求張居正一個人看穿百年後的世界大勢，太上帝視角了！”
【製度約束論者】：“說得輕巧！‘鼓勵工商’？大明祖製‘重農抑商’是開玩笑的？海禁政策是擺著看的？張居正能頂著巨大壓力推行‘一條鞭法’清丈土地，已經是動了許多人的蛋糕。再讓他去挑戰國本重農抑商）和祖製海禁），他是神仙嗎？他那套改革能推行下去，恰恰是因為還在傳統框架內修修補補，真要去動根本，死得更快！”
【現實主義者】：“當時大明最緊迫的問題是什麼？是國庫空虛，是邊患頻仍，是行政效率低下！張居正的所有改革，都是針對這些要命的現實問題。他就像一個急救醫生，病人大出血，他首先想的是止血、輸血、穩住生命體征。你們卻責怪他為什麼不同時給病人做基因改造，讓他長生不老？這不荒謬嗎？”
【文明路徑說】：“東西方文明走的是不同的路徑。華夏文明是高度成熟的內向型農業文明，其邏輯是穩定、自足和內部循環。海洋文明的外向型、開拓型和冒險精神，是另一套邏輯。不能簡單地用後來的結果，去否定前一個路徑在當時的合理性與必然性。張居正是他所屬文明的頂級產物，而不是另一個文明的先知。”
朱及第看著這些反駁，點了點頭：“這些網友的觀點，同樣非常有力量。他們強調的是曆史語境和時代局限性。我們後人站在上帝視角，知道世界後來的發展，知道工業革命的威力，因此很容易對前人提出過高的、甚至不切實際的要求。”
“將張居正與一個多世紀後的西歐工業革命相比，確實不公平。”
天幕上出現了16世紀東西方社會結構的對比圖，
“當時的明朝，社會主體是農民，經濟基礎是農業，意識形態是儒家理學。士大夫的終極理想是‘治國平天下’，而這個‘國’和‘天下’，在他們心中，就是一個以農業為本的、秩序井然的龐大帝國。張居正的所有努力，都是為了維護和優化這個體係。”
“至於挑戰‘重農抑商’和‘海禁’國策，”朱及第搖了搖頭，“這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困難。這不僅僅是改變一項政策，而是要動搖整個統治階層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基礎。商人地位低下，海外貿易被視為潛在威脅，這種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和‘考成法’已經耗儘了幾乎所有的政治資本，樹敵無數。再讓他去掀翻祖製這口大鍋，無異於政治自殺，他的改革也將頃刻崩塌。”
“他是一個極其務實的政治家，而不是一個空想家。”朱及第總結道，“他的選擇，是在他所處的現實環境中，所能做出的、最有可能成功並且見效最快的理性選擇。他解決了迫在眉睫的財政和軍事危機，穩住了大明的陣腳。這本身，就是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當我們評價張居正，或者任何曆史人物時，”朱及第的聲音變得平和而深邃，“或許需要兩種視角的結合。一方麵，我們可以站在更高的維度，指出其曆史局限性和可能錯失的機會，以此作為曆史的鏡鑒。但另一方麵，我們必須抱有‘理解的同情’，回到他們所處的具體時代，看到他們麵臨的現實約束和認知邊界，體會他們做出抉擇時的艱難與無奈。”
“張居正沒有帶領大明走向工業文明，這是事實。但在他所處的時代，他竭儘全力，完成了時代賦予他的、也是最急迫的使命——續命。我們或許可以惋惜，但不應過分苛責。因為曆史的枷鎖，沉重無比，非一人之力所能掙脫。”
天幕上關於工業化與張居正時代錯失機遇的討論漸漸平息，但那“農民不交田稅”、“物資極大豐富”的後世圖景，卻如同烙印般深深留在了朱元璋的腦海中。他微微側首，目光投向了下首侍立的韓國公李善長。
“李先生，”朱元璋的聲音帶著一種深思後的凝重，他用人臣時的舊稱，顯得親近卻也鄭重，“聽著天幕上那些言語，咱琢磨著，那後世所謂的‘工業化’，怕不就是能讓物資產出多到匪夷所思，多到……連農人的田稅都可以免了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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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頓了頓，手指無意識地敲著禦案：“若真能如此，國庫充盈，不靠田賦，那自然是千古未有的盛世。可咱這心裡，總有些不踏實。這稅……難道後世朝廷，真就不要了不成？”
李善長聞言，立刻躬身，渾濁的老眼中閃過一絲精明的光芒。作為開國首相，他對錢糧稅賦的敏感度遠超常人。
“陛下聖慮深遠。”李善長緩緩開口，語氣沉穩，“老臣以為，天幕所言後世‘不收田稅’，恐非字麵之意，或者說，絕非朝廷不再需要錢糧那般簡單。”
他稍微直起身，開始以他老練的政治和經濟頭腦進行分析：“臣揣度，後世之所以能如此，其根基確如陛下所料，在於那‘工業化’帶來的物產豐沛，國力空前強盛。然而，朝廷運轉、百官俸祿、軍備邊防、水利工程、教化百姓……凡此種種，哪一樣能離得開錢糧支撐？”
“因此，”李善長斬釘截鐵地道，“稅，定然還是要收的！隻是這收稅的名目和方式，恐怕與我朝大不相同了。正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
他見朱元璋聽得專注，便詳細解釋道：“田畝之稅，或許真的免了，以此安撫農人，彰顯仁政。但朝廷必然在其他方麵，開辟了更為龐大、更為隱蔽，也或許更為高效的稅源。”
“譬如，”李善長伸出枯瘦的手指，一一列舉，“那往來如織、利潤豐厚的工商貿易，可否課以重稅？那後世之人使用的‘電’、‘鐵馬’汽車）、乃至通信之物，是否皆需付費，其中包含稅賦？還有那海外貿易，若真如天幕所言白銀滾滾而來，海關之稅豈會輕了？甚至……後世之人收入豐厚，是否可按其所得，直接抽取幾分作為‘俸祿稅’？”
他最後總結道：“陛下，稅之根本，在於國民所創造之財富。後世物產豐饒，百姓富足，其創造和擁有的財富總量，恐百倍、千倍於今日之大明。朝廷隻需在其中巧妙設計，抽取一小部分，其總額便已是一個天文數字，遠非今日我朝田賦所能企及。他們並非不收稅，而是稅基已從單一的田畝，轉向了更為廣闊、更為複雜的方方麵麵。”
李善長微微歎息一聲，帶著一絲向往，也帶著一絲無奈：“此等征稅之策，需要對天下財富流向有極其精準的把握，需要一支龐大而高效的官吏隊伍去執行，更需要……一套我朝目前遠未具備的、複雜無比的會計和統計之法。非是後世朝廷仁慈免稅，實是其行政之能已臻化境，能夠在不直接觸動小民根本田畝）的情況下，從更宏大的經濟循環中，汲取到足以支撐一個超級帝國的龐大國用。”
朱元璋聽完，沉默了許久。李善長這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分析，如同一把鑰匙，打開了他心中許多疑惑。他明白了，後世的富足與免稅，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建立在一種他目前還難以完全理解的、更高層次的財富創造能力和國家治理能力之上。
“行政之能……已臻化境……”朱元璋喃喃重複著這幾個字，目光再次投向那已恢複平靜的夜空，心中對“工業化”這三個字，有了更具體，也更具衝擊力的認知。那不僅僅意味著物資豐富，更意味著一整套全新的、強大的國家治理模式。這對他這位事必躬親、致力於打造一個高效廉潔官僚體係的皇帝來說，帶來的震撼與思考，無疑是顛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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