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幕上，朱及第的麵容在流轉的光影中顯得格外沉靜。他並未急於開啟新的曆史篇章，而是鄭重地拿起一份文稿，麵向鏡頭。
“兄弟們，在繼續我們的故事之前，我想與大家分享一位名叫‘曆史的理性之錨’的網友發來的長篇留言。他的觀點，或許能為我們理解大明乃至整個帝製時代的政治運作，提供一個極為重要的視角。”他清了清嗓子，開始朗讀：
【網友“曆史的理性之錨”長評節選】：
“觀天幕至今，見諸君熱議張居正之能、馮保之奸、皇帝之怠、黨爭之烈，常扼腕歎息，恨不能有完美製度以救大明。然，吾輩需清醒：政治非追求最優之烏托邦，而是在諸多不完美的選項中，選擇‘最不壞’的那一個。縱觀大明二百七十六年，何種力量掌權，對王朝的延續相對最有利？私以為，答案乃是——文官集團。
請諸君試做比較：
其一，皇帝本人大權獨攬。理想狀態下，若遇雄才大略、勤政愛民之君，自是天下之福。然，皇帝乃世襲，賢愚不肖憑天由命。洪武、永樂之後，仁宣稍可，再往後呢？有煉丹修仙的嘉靖，有二十八年不朝的萬曆，有木匠皇帝天啟……將國家命運係於一人之心性、能力乃至壽命之上，此乃最大之賭博，風險極高，十賭九輸。
其二，外戚乾政。兩漢之覆轍，殷鑒不遠。外戚多無治國之才，憑借裙帶關係驟然顯貴，其目光短淺，爭權奪利，極易導致政治混亂，甚至篡逆之心。
其三，勳貴掌權。開國之初或可，然數代之後，承平日久，勳貴子弟多成紈絝，隻知享樂，不通政務，且極易形成封閉的利益集團，壅塞賢路，腐化軍備。
其四，宦官擅權。此乃帝國肌體上最惡之毒瘤！宦官生理心理皆有缺陷，身處深宮，眼界狹隘，缺乏政治遠見與道德約束。其權力完全依附皇權，行事往往乖張酷烈，以滿足一己之私欲為務，如王振、劉瑾、魏忠賢之流，哪一個不是禍國殃民，遺臭萬年？
反觀文官集團，雖有其固有弊端：易陷入黨爭內耗如東林與閹黨），有時空談誤國如言官隻知搏名），且其本身亦代表地主士紳利益，並非全然公正。但，文官政治有其難以替代的優勢：
1.穩定性與延續性：文官係統通過科舉選拔，有一套相對穩定的人才梯隊和晉升機製，不因皇帝的更迭或個人好惡而徹底癱瘓。
2.專業性：文官多經係統儒家教育，通曉典章製度，具備一定的行政管理和經濟民生知識。
3.製衡性：文官集團內部存在不同派係和聲音，本身形成一定的相互監督和製約，雖易生黨爭，但也避免了權力過度集中於某一奸佞之手。
4.文化道統的承載：文官體係承載著儒家‘仁政’、‘民本’等理念儘管執行會打折扣），在一定程度上能緩衝皇權的恣意妄為，維係社會的基本價值觀。
因此，大明中後期，儘管皇帝怠政，但國家機器仍能維持基本運轉，甚至在張居正、申時行等文官主導下還出現過局部‘中興’，靠的正是這套相對成熟的文官官僚體係。它效率或許不高，內耗嚴重，但比起將國家交給一個昏君、一群外戚、一幫勳貴廢物、或者幾個心理變態的太監來說，文官政治，已經是那個時代背景下，‘最不壞’的選擇。我們不能用現代標準去苛求古人建立完美製度，而應理解他們在曆史條件約束下，做出的這種無奈卻理性的抉擇。”】
朱及第讀完，將文稿輕輕放下，沉默了片刻，讓這些觀點在觀眾心中沉澱。
“這位網友的觀點，非常冷靜，甚至有些冷酷，但卻閃爍著一種曆史的理性之光。”他緩緩說道，“他提醒我們，評價曆史製度，不能僅僅基於道德義憤或對‘完美’的想象，而要看在具體的、充滿缺陷的現實環境中，哪種安排更能維持共同體的基本秩序與存續。”
“他將文官政治放在與其他幾種權力模式的比較中，清晰地指出了其相對優勢。的確，文官們會爭吵，會結黨，會空談，但他們至少維持了這個龐大帝國不至於因為一個荒唐皇帝的胡作非為而立刻崩解。他們是帝國的‘穩定器’，儘管這個穩定器自身也充滿了雜音和摩擦。”
這番跨越時空的“最不壞”理論，在奉天殿前引發了更為複雜的反響。
朱元璋的目光深邃難測。他創立了這套文官科舉製度，自然也希望依靠士大夫來治理天下。但聽到後世之人將文官政治抬到“最不壞”的高度，他內心卻有些不是滋味。這仿佛在說，他老朱家後世子孫的素質，平均下來還比不上這幫文人？!
“哼，文人誤國者亦不少！”他冷哼一聲，但並未大聲反駁，因為這評論確實點中了他內心深處的隱憂——子孫若不肖，該如何是好？或許，依靠一個相對穩定的文官係統，確實是不得已的“保底”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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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標則若有所悟。他本性仁厚，更傾向於與文官合作共治。這番“最不壞”的理論，某種程度上為他未來的施政方向提供了依據——與其追求不切實際的“獨斷乾綱”，不如努力駕馭好文官集團這支力量，發揮其“穩定器”和“執行者”的作用。
朱棣眼中則精光閃爍。他從中看到的，是如何利用文官集團的特性來達成自己的目的。“製衡……派係……”他咀嚼著這兩個詞，對於如何駕馭乃至分化文官集團，有了更清晰的思路。
而下方以方孝孺、黃子澄為代表的文官們，心情則更為激動。這番評論，簡直是為他們這個群體“正名”！雖然也指出了他們的缺點，但最終肯定了他們是帝國不可或缺的基石。
“斯言是也！”一位老臣激動地低語，“吾輩讀書人，縱有千般不是，總比那些閹豎、外戚、紈絝子弟要強上百倍！這江山社稷，終究要靠聖賢道理來維係啊！”
宋濂也撫須點頭，對劉三吾道：“此論雖不中聽，卻近乎道矣。為政者，豈能儘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且尋那‘最不壞’的路走下去罷了。”
朱及第最後總結道：“‘最不壞的選擇’，這個觀點或許消解了我們對曆史‘英雄主義’或‘完美製度’的浪漫幻想，但它讓我們更貼近曆史的真實——那是一種在各種約束條件下，不斷權衡、妥協、求存的艱難過程。大明選擇了依靠文官集團，這決定了它後期的政治風貌：充滿了爭吵、黨爭，也維係了基本的運轉，並在某些時刻爆發出如張居正改革般的力量。它無法阻止王朝最終的衰亡，但或許，正是這個‘最不壞’的選擇，讓它得以延續了比在其他可能路徑下更長的國祚。”
“理解這種‘最不壞’的無奈與理性，或許能讓我們以更平和、也更深刻的心態，去審視那段充滿矛盾與掙紮的曆史。”
“最不壞的選擇”這個命題，卻如同一顆投入湖心的石子，在洪武君臣心中漾開了層層思考的漣漪。關於如何構建一個更具韌性、更能應對君主素質不確定性的統治體係，成為了一個懸而未決卻至關重要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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