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呼籲德皇“為了歐洲和世界的未來，展現出現代文明國家應有的克製與智慧”，立即停止在奧匈帝國故地及巴爾乾地區的“單方麵軍事行動和勢力擴張”，回到談判桌前，在美國的“公正、無私的調停”下，與各方包括其殘存的對手共同達成一個“持久且公正”的和平解決方案。
然而，照會的後半部分，筆鋒陡然一轉，語氣變得前所未有的強硬，威爾遜警告道，德意誌帝國目前在中歐和東歐的係列行為。
“已經嚴重破壞並試圖顛覆歐洲乃至世界長久以來賴以穩定的力量平衡”，構成了對“國際法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挑戰”。
他明確表示，如果德國“一意孤行”，拒絕美國“出於人類共同福祉的善意調停”，並繼續其“建立在武力之上的軍事擴張與霸權政策”，那麼，美利堅合眾國將“不得不以最深切的遺憾，重新審視其在國際事務中的立場與責任”，並“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來扞衛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則和世界和平的脆弱架構”。這幾乎是毫不掩飾的參戰威脅。
林曉在副官鄧尼茨上尉的陪同下，仔細閱讀著這份照會，他的臉上最初是平靜，隨即嘴角勾起一絲嘲諷的冷笑，最終化為一種洞悉一切的冷峻。
他深知威爾遜的困境——理想主義的口號在赤裸裸的現實政治和地緣利益麵前是多麼蒼白無力，也清楚美國國內孤立主義與乾涉主義之間的激烈撕扯。
他的回擊，經過與外交部和總參謀部的緊急磋商，被迅速而犀利地起草，並通過外交渠道公之於眾。這份回複照會同樣措辭嚴謹，但鋒芒畢露：
帝國政府斷然否認所有關於“侵略”和“破壞力量平衡”的指控，強調其在奧匈帝國地區的軍事行動，是應“奧地利皇帝卡爾一世及多瑙聯邦合法政府的緊急請求”，旨在“恢複法律與秩序。
防止布爾什維克主義蔓延及無政府狀態危害歐洲心臟地帶”，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基於維護地區穩定與盟友安全的必要且合法之舉”。
對威爾遜總統的“調停”提議表示“高度驚訝與不解”，照會尖銳地指出，當美利堅合眾國自身尚在太平洋地區與日本帝國維持著“微妙而緊張的平衡”。
且其國內孤立主義思潮依舊占據強大影響力、甚至因此引發社會嚴重對立之時，跨越浩瀚重洋來“調停”複雜程度遠超其想象的歐洲事務，其所謂的“公正性”與實際“有效性”不免令人深感懷疑。
文件反過來“敦促”美國政府，應首先致力於處理好美洲自身的事務，“更有效地履行其門羅主義所承諾的對美洲和平與穩定的責任”，同時妥善解決國內因戰爭立場分歧而引發的日益嚴重的社會撕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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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巧妙地暗示，歐洲的秩序理應由歐洲人自己來協商安排，外部勢力的強行介入隻會增加不必要的複雜性。
最後威廉皇帝明確表示，德意誌帝國真誠渴望和平，但必須是“一個能切實保障帝國及其盟友合法安全利益、曆史尊嚴與發展空間的持久和平”。
任何外部勢力試圖以武力威脅或最後通牒的方式乾涉歐洲事務，都將被視為對德意誌帝國的“最嚴重挑釁”，帝國政府與軍隊必將“以最堅定的決心和其掌握的全部力量予以毫不留情的回應”。
這份強硬的回複在美國國內引發了截然不同甚至兩極分化的反響。
主戰派勃然大怒，各大親英、反德的報紙紛紛以頭版頭條譴責這是德意誌“凱撒主義”的“狂妄挑釁”和“對美利堅的侮辱”。
更加賣力地鼓吹國會立刻通過對德宣戰議案，叫囂著“必須用武力讓柏林學會尊重”。
然而，強大的孤立主義者則如獲至寶，他們利用德國的照會內容，在國會和媒體上大肆宣揚：
“看吧！我們早就說過！德國人根本不怕我們虛張聲勢的威脅！威爾遜總統的理想主義在現實政治麵前碰得頭破血流！我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不領情、而且強大到無法輕易戰勝的歐洲大陸霸權，讓我們美國的孩子們去大西洋對岸送死？”
美國的輿論場變得更加分裂和情緒化，威爾遜政府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困境，短時間內直接對德宣戰的可能性，反而因德國這份出乎意料的強硬姿態而略微降低了。
當戰火的轟鳴與外交辭令的鋒刃在歐洲上空激烈碰撞時，另一場無聲卻同樣致命的戰爭——“西班牙流感”儘管其起源地至今眾說紛紜），正以驚人的速度在整個大陸，乃至全世界肆虐。
醫院人滿為患，城市鄉村一片哀鴻，許多國家的行政和醫療係統在瘟疫麵前顯得手足無措，瀕臨崩潰。
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德意誌帝國境內的情形則相對有序和穩定得多。這並非偶然的幸運，而是得益於威廉皇帝那份超越時代的遠見和不容置疑的鐵腕手段。
早在1917年底，當這種流感剛剛在美洲和歐洲局部軍營出現異常死亡報告時，他就以驚人的預見性，力排眾議，強製推行了一係列在當時看來極為嚴格，甚至有些“不近人情”的防控措施。
這些措施在推行初期確實遭遇了不小的阻力，批評之聲不絕於耳，但到了1918年4月，當第二波更凶猛的流感疫情在其他前協約國和中立國猛烈爆發時，造成街道橫屍、社會功能幾近癱瘓的慘狀時，德國境內雖然也有感染和死亡，但疫情得到了顯著控製，死亡率和對社會經濟的衝擊遠低於周邊國家。
柏林、漢堡等大城市的街頭，雖然行人大多麵帶口罩，神情肅穆，但秩序井然，基本的生產生活得以維持。
這一結果產生了意想不到的外交和軟實力效果，昔日戰場上的敵人和持觀望態度的中立國，如今在致命的、無差彆的瘟疫麵前，不得不放下了曾經的傲慢與偏見。
法國政府、英國流亡政府、意大利的各個分裂政權、甚至遙遠而動蕩的奧斯曼帝國，其領導人都不得不低下姿態，親自或通過外交代表，向柏林發出緊急的、措辭謙卑的求援信，懇求德國能夠提供寶貴的醫療援助、藥品和成功的防疫經驗。
“尊敬的威廉皇帝陛下，法蘭西，我們不幸的國家，正在經曆一場遠超戰爭殘酷的健康災難…醫療係統已不堪重負…我們懇請您的仁慈與博大胸懷，能夠施以援手…”
“國王陛下政府深切期望…在人類共同麵對的、不分國界的災難麵前，各方能夠暫時擱置政治與軍事爭議…我們誠摯請求貴國政府能夠分享你們行之有效的防疫方案和組織經驗…”
“蘇丹陛下以真主的名義起誓…奧斯曼帝國急需幫助以抵禦這來自未知的嚴峻考驗…懇請帝國看在昔日盟友的情分上，能夠伸出援手…”
閱讀著這些字裡行間透著絕望與懇求的信件，林曉皇帝站在無憂宮書房的巨大落地窗前，望著窗外柏林秩序井然、雖略顯沉寂卻依然充滿生命力的街道，心中湧起的並非勝利者的得意，更多的是一種沉重的責任感與曆史的荒謬感。
瘟疫不分敵我，不分勝敗，但它卻以一種殘酷的方式，無形中凸顯了德國社會組織的效率、科技實力的優勢和國家動員的能力，極大地提升了帝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
他下令外交部與衛生部緊密協調，在不嚴重影響本國軍隊和民眾需求的前提下，“有選擇、有條件、且帶有明確政治目的性地”向某些具有戰略價值的國家提供有限的人道主義醫療援助。
這既是彰顯帝國“擔當”與製度“優越性”的絕佳機會，也是一種微妙而有效的外交籌碼和政治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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