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的風很乾，吹過舊夢權塔的殘骸時，會發出一種低沉的回響，像遠處有人壓低聲音說話。塔基周圍新砌了一圈矮牆，磚縫裡塞著石灰和碎玻璃，白天反光刺眼，夜裡則像一圈冷的火。
夏堇站在高處，看著城市的燈一點點亮起。現在的電網不是統一調度，而是由各區自己管理，誰省電，誰就能多開一會兒燈；誰貪圖明亮，半夜就得摸黑。她數過，東區通常在七點半之後才亮第一批燈，南區則更早。燈光參差不齊，卻比任何一個整齊劃一的年代都真實。
“你打算留下嗎？”阮初問。她背著工具包，肩帶勒出清晰的壓痕，指尖仍有焊錫味。她最近負責把南區斷掉的支路重新拉起來，白天爬杆布線，晚上寫維護日誌。
“我想留下。”夏堇說，“至少等風把這裡吹乾淨。”
“風什麼時候會吹乾淨？”
“等人不再指望它帶走什麼。”
聞敘從塔內走出來，袖口沾著灰塵，懷裡護著一台舊調諧器。他把設備放在石階上，敲兩下，屏幕亮起暗綠的字。“頻道起好了，叫‘無名電台’。”他說，“我想先播一周風聲，之後再夾一點街頭記錄。”
張弛抱著一摞手抄本從檔案館小門擠出來，把書放在台階上，喘了一口氣：“你播風，挺好。人一聽到風，心裡就知道自己還清醒。”
他們圍在門口，像一群準備開店的夥計。門內的走廊被刷成了灰白色，牆上釘滿軟木板，插著寫有時間與地點的卡片。那是“無名館”的目錄係統：每個人可以把自己的記憶寫在普通紙上，標注日子，插在任何一塊板上，彆人要看，就按日子去找。沒有管理員，也沒有權限分級，隻有一條規矩：把你看的那頁放回原處。
開館的前一周幾乎沒人來。第二周，一位清潔工推門走進來，把一遝油漬紙包塞到櫃台上，說是“工地挖出來的舊賬”，上麵記著夢時代的垃圾清運線路和夜間加班表。阮初把那東西洗了洗、燙平，才看清某些路段在夢權的年月裡被標注為“不可達”，理由是“深夜安眠維護”。她邊貼邊罵，貼到第三頁停下來，對夏堇說：“這就是他們不想讓人記住的‘日常’。”
又過了幾天，一個少年背著書包來借紙，他說學校改了新課本，第一章叫“夢的時代已經結束”，可老師發下來的講義上又加了一行小字：“任何回憶需通過輔導員審核”。他不太明白為什麼。聞敘讓他坐下，遞了杯溫水，讓他自己寫他記得的那一天。少年寫的是“第一次沒做夢的一晚”。字寫得歪，結尾畫了一隻小風鈴。那頁紙後來折了角，一直沒被換新。
“你打算播什麼？”那天傍晚，夏堇在門口問聞敘。
“先播風聲，再播人聲。”他把耳機戴好，“順序很重要。要是先播人，人會互相爭論；先播風，人會先聽。”
“風能讓人停一會兒。”張弛接話，“不然大家都急著說話。”他最近住在館裡，白天在市場裡換紙張和墨水，晚上整理來稿，給每一份手稿裝訂。“我決定用最難撕壞的線。”他說，“萬一哪天又有人想刪，至少得多費點力氣。”
過了周末，阮初還是動身了。她把工具包往肩上一甩，額前的碎發被風吹起來，整個人顯得銳利又疲憊。“南區那邊等我。”她說，“有一條主乾線要從舊醫院穿過去，裡麵的配電櫃上還保留著夢時代的接線法，我得改掉。”
“注意腳下。”夏堇說，“那裡地麵是空鼓。”
“我知道。”阮初回頭看她，“你也彆總在門口守著，進去睡會兒。清醒也得換班。”
她坐上北行的列車，窗外是被風刮得發亮的鐵軌。列車沒有廣播，隻有司機偶爾敲兩下金屬扶手作提醒。車廂裡的人不多，彼此不說話。列車出了城，風就更乾，車窗上的灰痕越積越厚。等車身回到視線終點時，阮初已經開始在本子上畫電路圖。
張弛留在館裡。他給檔案館門口那塊破牌子翻新，牌麵刷成啞光的黑，寫上新的字：“無名紀年第一年·清醒歸檔開始”。字用的不是好看的書法，而是印刷體，線條略粗，間距緊湊，遠遠看去像一份冷靜的賬單。晚上他坐在櫃台後吃罐頭麵，嘴裡嘟囔：“把館開得像小賣部，就沒人怕進來。”
城市也在重排。市場重新劃分攤位，誰願意在風口擺，就付少一點攤費，誰要在背風處擺，就付多一點；信息欄改成了兩類顏色，灰的是日常，藍的是記憶回收，誰家願意捐出夢時代的物件，社區就給他多一個用電配額。有人用夢票時代的塑封卡做成門擋，有人在陽台上掛舊夢權的金屬標簽當風鈴。風吹過，發出清脆的聲響，像某種舊症被敲出骨頭。
“他們需要習慣。”某個黃昏，聞敘在電台裡說。他把麥克風拉近，聲音平穩，不快不慢，“習慣沒有廣播的夜晚，沒有統一的燈光，沒有整齊的答案。剛開始會不舒服，像剛退燒的時候那樣。彆急，呼吸就會找到自己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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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台播放時間表寫在門口小黑板上：早六點，風聲；中午，街頭雜音；傍晚，讀三封匿名信；夜裡，十分鐘靜默。靜默時段最受歡迎，周圍的店主會把音量調大，讓那十分鐘覆蓋整條街。後來有人問為什麼要播“沒有聲音”，聞敘說：“因為那時候每個聽的人能聽見自己的聲音。”
又過一個月，過渡委員會正式宣布解散，夢代償局關停，剩下的設備統一封存。某些官員仍然喜歡寫通告，但紙張貴，沒人願意貼。更多消息改成了“傳人不傳紙”，誰看見，誰回去跟鄰居說。消息慢了一點，卻更準。有人把這叫“風報”，還畫了個小圖案：一隻沒有翅膀的鳥，嘴裡叼著一條紙帶。
這期間，仍有人要求“重建秩序”。提出者大多來自舊係統，他們習慣於“統一”的安穩，認為“自發的市麵”不可持續。有一次他們組織了一場公開辯論，選在市政大廳。辯方拿出曲線圖，說“小規模的統籌會提高效率”，反方拿出另一個曲線圖，說“效率常常是初期獨裁的溫床”。兩邊講了三個小時，最後主持人說：“既然大家的曲線都好看，那就不看曲線，看誰願意明天早上來把破路修好。”第二天一早，反方那位年長先生拿著鋤頭來了，辯方兩名學生也來了，三個人一起把路修了。傍晚，大家一致通過一條決議：修路歸修路，曲線回家看。
無名館的來稿越來越多。有人寫他第一次在風裡聞到飯香；有人寫他決定不再繳“清醒稅”的那一刻；有人寫自己在夜裡害怕醒來，但決定不吃安眠藥。張弛把這些稿子按日裝訂上架，編號從“0001”往下走。某個下雨天他發現編碼用得太快，索性在扉頁上加了一行“人類賬本·分冊”，把原先的“風賬”並列起來。
“我們在寫兩種書。”他說，“一本是風，一本是人。”
“還有一本是沉默。”聞敘提筆在目錄上加了第三欄，“沒有寫下來的，得留空。”
空白頁引起了小小的爭議。有人認為空白冒犯努力寫下的人，有人認為空白才能說明“記憶權”的存在。夏堇沒參與爭論，她在每一冊的最後粘了張小標簽：“若無記，則留頁。留頁是對活著的尊重。”爭論就此打住，因為修書的人最辛苦，他們說了算。
春天以前，城市以一種懷舊的方式恢複了“提審”。不是審人，而是審物：街頭設一個攤位，每天擺三樣夢時代的東西——一個舊夢權接口、一張夢票、一支安眠針。路過的人可以停下來說一句話：扔、留、改或者“我不知道”。這一點像儀式，又像練習。多數人選擇“改”，把接口拆成小零件當風鈴，把夢票壓在書頁裡當書簽，把安眠針交給醫生回收。偶有幾人說“我不知道”，攤主就點頭說“那就下次再來”。沒人催促。
阮初從南區回來那天，手臂上多一道新疤。她把工具包往地上一放，說到第一個字就笑了：“電網活了。那邊把‘低穀用電’改成‘夜讀配額’，家裡有學生的多給一點。我第一次看見配電室貼科目表。”
“數學電，語文電，體育電？”聞敘笑。
“差不多。”阮初把工服掛到牆上，“他們給風也配了電，說‘晚上風大，風鈴響太吵，就給風鈴的傳感器供電，讓它夜裡彆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