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回二樓的劉師傅不信邪，他兒子要結婚，想拆點天台的鋼筋賣錢打家具，找了把鋼鋸，想把鐵絲鋸開，剛鋸了兩下，鋸條“嘣”地斷了，斷口處像是被什麼東西咬過，參差不齊，帶著毛刺。
他低頭撿鋸條的時候，聽見頭頂有個聲音說：“彆上來。”那聲音粗啞，像砂紙磨過鐵皮，刮得人耳朵疼。抬頭一看，天台上空蕩蕩的，隻有風卷著幾片枯葉在轉，卷到牆角又落下來，像有人在那兒掃地，一下一下，很有節奏。
劉師傅嚇得鋸子都扔了，連滾帶爬跑下樓，從此見了誰都念叨：“上麵有人，真有人……”後來他兒子結婚，家具是買的現成的，再也沒提過拆鋼筋的事。
再後來，有人說在樓梯間看見過一個穿藍布工裝的男人，背對著人，站在二樓拐角。那工裝看著挺新，不像樓裡人穿舊了的款式，後背上印著鋼廠的編號——073。
你喊他，他不回頭，肩膀一動不動，跟焊在那兒似的。等你走近了，想拍他肩膀，人就沒了，隻留下一股淡淡的煤氣味兒，嗆得人咳嗽，眼淚直流。樓裡有人去廠裡勞資科查過，翻遍了幾十年的檔案，紙都翻爛了，壓根沒有編號073的工人。
倒是有個老會計，戴著老花鏡，翻著泛黃的賬本說：“1958年那會兒，鋼廠確實丟過一批新工裝，編號從070到080，據說是被一場大火燒了，連記錄都燒沒了。那場火邪門得很，就燒倉庫，彆的地方一點事兒沒有，跟有人圈著燒似的，火苗子都是藍的。”
到了八十年代末，鋼廠效益不行了，機器轉得越來越慢，大煙囪也不怎麼冒煙了，像個抽完煙的煙鍋子，透著股沒精打采的勁兒。
工人陸陸續續搬走，有的去了南方，有的下了崗，在樓門口擺起了小攤，賣襪子的、修鞋的、炸油條的，把樓門口堵得滿滿當當，倒比住人的時候還熱鬨。
可熱鬨勁兒沒持續多久，擺攤的都說這兒邪性，下午五點往後就沒人敢來——有個賣西瓜的，姓王，河南人，太陽剛落山，看見個穿藍工裝的人蹲在瓜攤前，說要挑個“甜的”，聲音悶悶的，像隔著棉花說話。
等他轉身拿瓜刀，人沒了，攤上最大的那個西瓜裂了道縫，裡頭的瓜瓤紅得發黑，像摻了血，腥氣撲鼻，嚇得他連夜收攤，再也沒來過鐵西。
樓裡人越來越少，最後就剩了兩戶——一樓的張老太，還有五樓的老劉。
張老太是個孤老太太，老伴兒五十年代就死在煉鋼爐裡了，廠裡發的撫恤金她一分沒動，壓在樟木箱底，上麵蓋著塊紅布。
兒子在深圳開了個小飯館，喊她去享福，她不去，說住了一輩子，閉眼前得聞著鋼廠的味兒才踏實。她屋裡總擺著個搪瓷缸子，上麵印著“勞動最光榮”，缸子底都磨平了，說是老伴兒留下的，每天早上都要用它喝口熱茶，說能嘗到鐵味兒，咂摸咂摸嘴，能想起老伴兒年輕時的樣子。
老劉是個光棍，原來在鋼廠看大門，腦子有點不清楚，說話顛三倒四的，總說自己看見過“鐵水變的人”，渾身紅通通的，在爐子裡走，“一步一個腳印，都是鐵疙瘩，燙得能烙餅”。
彆人聽了隻當笑話，他卻急得臉紅脖子粗，往地上跺著腳說：“真的！它還跟我招手呢！讓我進去暖和暖和！”說著就往鋼廠方向跑，被人拉回來好幾次，褲腿都跑破了。
1992年冬天，下了場大雪，把樓門口的路都封了，雪深得能沒過膝蓋，連老槐樹的枝椏都壓彎了，像個駝背的老頭，喘著粗氣。
有人想起張老太和老劉，怕他們凍著，就組織了幾個人去送點吃的，提著饅頭、鹹菜、凍梨，踩著雪往樓裡走，雪沒到大腿根，每走一步都費勁，“咯吱咯吱”響，像嚼著凍硬的蘿卜，牙都快硌掉了。
到了樓下，就見樓門口的雪地上，有一串腳印，特彆大，像穿了48碼的勞保鞋，那鞋印邊緣帶著鋸齒狀的花紋，是鋼廠老款的“解放牌”膠鞋，早就停產了。
腳印從樓裡一直延伸到鋼廠的方向，踩得很深，像是有人扛著很重的東西，每一步都陷進雪裡半尺多。可怪就怪在，每個腳印裡都凍著一小塊黑東西，硬邦邦的，敲開一看，是凝固的血，黑得發烏，帶著股子腥甜味兒，像放壞了的豬肉，讓人惡心。
樓門沒鎖，一推就開，門軸上的鐵鏽簌簌往下掉，落在手心裡，涼颼颼的，像抓了把冰碴子。屋裡冷得像冰窖，張老太的煤爐滅了，爐子裡的灰是涼的，結著層白霜。
桌上放著個沒吃完的窩頭，凍得跟石頭似的，咬一口能硌掉牙。裡屋的床是空的，被子疊得整整齊齊，上麵放著件棉襖，是張老太平時穿的，藍布麵，打了好幾個補丁，袖口磨出了毛邊。
有人上了五樓，老劉也不在，他的鋪蓋卷還在炕上，疊得像塊豆腐，方方正正的。炕頭放著個半導體收音機，電池早就沒電了，屏幕上落著層灰，用手指一摸，能畫出印子。
牆角堆著幾個空酒瓶，都是二鍋頭的，瓶身上的標簽被酒泡得發漲，粘在瓶身上撕不下來，湊近了聞，還能聞到點淡淡的酒味。
直到第三天，才有個拾荒的在鋼廠廢棄的煉鋼爐裡，發現了張老太。人是坐著的，背靠著爐壁，眼睛睜著，睫毛上結著白霜，像撒了把鹽。
手裡攥著塊煉鋼用的耐火磚，磚上刻著個“家”字，刻得很深，筆畫裡嵌著磚屑，血把磚屑染紅了，看著像磚上長了層紅毛。那爐子早就涼透了，爐膛裡積著厚厚的灰，隻有張老太坐的那塊地方，是乾淨的，像有人特意掃過，連個腳印都沒有，透著股說不出的詭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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