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關城中。
陳陽查閱曆史知道，崇禎二年，國庫收入約兩百萬兩白銀。
軍餉支出達六百萬兩，缺口達四百萬兩。
加上各地腐敗，很多地方上的士兵，一年都沒有領到軍餉。
整個大明並不是沒有錢，錢都在藩王，官員，豪族，縉商那裡。
他們家裡都有人做官，把持著朝政，享受著免稅的待遇。
一個曆史上典型的案例，就是嘉靖朝的清流首領徐階。
所謂的清流就是，以儒家道德理想為核心價值、以批判現實政治弊端為己任的官僚士大夫群體。
他們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行為準則。
標榜道德操守，反對腐敗、宦官專權與權臣擅政，傳承士大夫精神。
首輔徐階和一眾清流，鬥倒了，被稱為奸臣巨貪的嚴嵩。
嚴嵩被抄出二萬七千畝田地。
但是後來，徐階家族卻在鬆江府，擁有二十四萬畝土地，占當地耕地總量的13。
江南熟地每畝價值510兩白銀，若以中間值7兩計算，僅田產價值即達168萬兩。
此外，徐階通過“優免裂變”，利用父子功名疊加免稅額度、“黃冊篡改”。
將民田偽作學田等手段，實際控製的土地可能更多。
其家族通過“投獻”方式，使農民將土地掛靠其名下以逃避賦稅。
每畝僅需向徐家繳納二鬥糧，市價約一錢銀子。
而朝廷原額為五鬥糧，約二錢五分，僅此一項每年可額外獲利二十四萬兩。
鬆江作為“衣被天下”的棉紡織中心，徐階家族涉足高端產品生產。
普通棉布每匹售價一錢五分，而徐家生產的“雲布”每匹售價三兩，貢品“三綾布”更達百兩。
其家族每一百台織機，每日產布兩百匹，年銷售額可達二十幾萬兩，淨利潤約十五萬兩。
此外，徐家通過控製染坊、牙行，進一步壟斷產業鏈，利潤率可提升至50以上。
徐階家族在鬆江、蘇州等地開設數二十幾家典當行，本金規模達幾十萬兩。
但實際操作中，典當行通過“輕出重入”入庫時壓低估值，贖回時抬高利息）和“折色取利”強製以高價折算實物），利潤率可達3050。
此外，典當行常接受田產、房產抵押，間接擴大土地兼並規模。
徐階雖致仕，但通過門生故吏網絡維持影響力。
萬曆年間江南士紳階層，占田比例達42，而徐階家族作為典型代表，其資產規模已遠超“富可敵國”，總資產達到了五百多萬兩的規模。
這種模式最終導致社會財富向少數階層集中，加劇貧富分化。
正如海瑞在《督撫條約》中痛陳：“鬆江府錢糧，半入權門。”
到崇禎朝時，最為顯赫的，當屬海商鄭芝龍的商業帝國。
他們壟斷了整個東亞的海上貿易，每年的收入高達千萬兩，這個數字甚至超過了整個大明朝廷的財政收入總和。
還有富的流油的藩王，李自成等起義軍在福王朱常洵，蜀王朱至澍，楚王朱華奎，這三個藩王，就抄出了，一千七百萬的資產。
李自成打進北京後，從官員富商那裡，抄出了七千萬兩白銀的巨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