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蒙蒙的公告欄前圍滿了人，我踮著腳扒開縫隙，招工簡章上的鉛字像淬了光，刺破了我守了三年的居委會補貼製乾部的陰霾。不是說居委會工作不好，是居委會收入太低。三年了，每月工資仍然是30元，見不到漲工資的期盼。
當我與七七屆回城知青們參加全市招工考試，取取得了全市第二名的好成績，這成績攥在手裡，燙得人心頭發顫——那些在白熾燈下啃教材的深夜，那些因腿疾摔倒又爬起來的清晨，總算凝成了實實在在的希望。我下意識摸了摸右腿膝蓋處微微凹陷的疤痕，暗自發誓：頭腦已經爭得過彆人，這次身體絕不能拖後腿。
體檢前的三天，家裡的空氣都繃得發緊。母親從樟木箱底翻出那件的確良襯衫，領口磨出的毛邊被她用細針細細挑平，袖口疊了三道壓在枕頭下整夜，第二天展開時連一絲褶皺都尋不見。
“穿得整齊，大夫也能多些好印象。”她說話時指尖還在輕輕摩挲布料，像是在撫摸我即將到來的前程。
每天清晨，我都會對著鏡子練習走路，右腿發力時儘量把胯部挺直，刻意調整著步幅，讓跛行的姿態看起來不那麼明顯；回答問題時提前在心裡過三遍措辭，連呼吸的節奏都反複調整——我要讓所有人看到，殘疾隻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不是我的全部。
體檢那天，紡織醫院的走廊裡擠得水泄不通。消毒水的刺鼻氣味裡，混著年輕人的汗味、母親們的叮囑聲，還有此起彼伏的咳嗽聲。
每個科室門口的隊伍都像條長蛇，人們攥著體檢表的手都泛著白，眼神裡滿是既期待又惶恐的光——那隊伍哪裡是在等檢查，分明是在等命運的宣判。
我在人群裡小心地挪著步，右腿每走一步都要刻意穩住重心，腳踝隱隱發酸，卻不敢放慢速度，生怕旁人注意到我跛行的步態。
血壓、內科、五官科，一路走下來都算順利。測血壓的護士看著我的成績單，筆尖頓了頓：“可惜了這麼好的分數。”
內科大夫聽診時，目光掠過我走路時微晃的身體，語氣裡帶著點惋惜：“平時多練練腿部力量，步態能再穩些。”這些細碎的善意像微光，讓我心裡的石頭漸漸落了地。我甚至開始想象，拿著合格的體檢表去供銷社報到時，同事們會用怎樣的眼光看我——不是看一個走路跛腳的人，而是看一個憑本事考進來的職工。
可這份樂觀，在我走進外科診室的瞬間就碎了。診室裡隻有一位戴厚眼鏡的醫生，鏡片反光遮住了他的眼神，手指在桌麵上敲得噠噠響，像是在不耐煩地倒計時。
“把褲腿卷起來，走兩步我看看。”他頭也不抬地說，聲音冷得像冰。我慢慢卷起右腿的褲管，膝蓋以下的肌肉明顯比左腿細一圈，皮膚貼著骨頭，能清晰看到青色的血管。我深吸一口氣，儘量挺直脊背，按照平時練習的樣子走了兩步，右腿落地時還是忍不住微微一晃。
醫生沒說話，起身走過來，不是輕輕觸碰，而是用手指狠狠按在我右腿的肌肉上——那力道像是要把我的骨頭戳穿，劇痛順著神經竄上來，我忍不住渾身一顫，手緊緊抓住了桌沿。
“什麼情況？”他終於開口，目光掃過我的腿，像在看一件不合格的商品。
“小兒麻痹後遺症，右腿肌力差些，但走路、乾活都不影響。”我儘量讓聲音保持平穩，手心卻已經攥出了汗。
醫生的筆在體檢表上停住，眉頭皺了起來：“肌肉萎縮這麼明顯，走路都晃，還說不影響？”他的筆尖在紙上頓了頓，墨水暈開一小團黑漬，“搬運貨物、站櫃台要長時間站立，你這腿，能扛得住？”
“我能！”我急得聲音都有些發顫，“我生活完全自理，算賬、記賬都沒問題，供銷社的工作我都能勝任！”我想把自己能做的事全說出來，想讓他知道，我不是個需要被照顧的人。
可他根本沒聽，低頭在表格上飛快地寫著，筆尖劃過紙張的聲音刺耳得很。
最後，他拿起藍色的印章，“啪”地一聲蓋在紙上——“不合格”三個字像一把錘子，狠狠砸在我心上。空氣瞬間凝固了，我僵在原地，看著那張紙，眼睛裡突然就模糊了。
就在這時，旁邊視力檢查的隊伍裡傳來一陣騷動。一個年輕人眯著眼，湊在視力表前，連最大的“e”字都看不清楚，支支吾吾半天說不出方向。測視力的醫生皺著眉，拿起筆就要記錄，突然一個穿中山裝的男人走了過來——我認得他，剛才在走廊裡見過，一直背著手閒逛，眼神總在人群裡掃來掃去，聽人說他是供銷社的招工乾部。
“張大夫，辛苦您了。”中山裝笑著遞過一根煙，打火機“哢嗒”一聲打著，“這是咱劉科長的外甥，最近為了考試熬了好幾宿，眼睛有點疲勞，您多擔待。”
張大夫的臉色瞬間緩和下來，接過煙夾在耳朵上，拿起指揮棒隨意指了指最上麵兩個“e”：“看得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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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連忙點頭：“看得見！朝左！朝右！”
“行了，過關！”張大夫大手一揮，在體檢表上飛快地寫下“合格”，連印章都蓋得格外用力。
我站在旁邊，手裡的體檢表攥得發皺，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疼得發麻。那枚藍色的“不合格”印章，和旁邊那張輕鬆到手的“合格”表，像兩把刀子，把“公平”兩個字割得粉碎。
我突然明白，原來製度是給我們這樣的人定的，而有些人，卻能憑著人情關係，把規則當成橡皮筋。
失魂落魄地走出醫院，我拖著微跛的腿去了市勞動局。走廊裡靜悄悄的，隻有織毛衣的“哢嗒”聲格外清晰。
負責招工的周倩坐在辦公椅子上，手裡的竹針飛快穿梭，毛線在她指間繞成一團溫暖的米白色。
我走過去時，右腿落地時不小心蹭到了她的褲腳，她下意識往旁邊挪了挪，目光掃過我微晃的步態，又落回毛衣上：“有事？”
我看著她手裡靈活穿梭的竹針，再想想自己每走一步都要刻意調整的右腿——同樣是好好的人，她能安穩坐著織毛衣，我卻要為了走得“正常”些拚儘全力。同人不同命，這句話突然就鑽進了心裡，堵得我喘不過氣。
“我要問清楚，”我把體檢表遞過去，聲音裡帶著壓抑不住的憤怒，“報名時我就提交了殘疾證明，你們既然允許我考試，還讓我拿了第二名，為什麼到體檢又說不合格？要是早說不行，我何必白費力氣？”
周倩接過表，掃了一眼，又扔回給我：“體檢標準是供銷社定的，我們隻管報名和考試，你不合格，我們也沒辦法。”她的竹針還在動，語氣敷衍得像在打發一個麻煩。
“那為什麼有人視力明顯不行，卻能合格？”我追問著，心裡還抱著一絲希望。
周倩的臉色沉了下來，放下毛衣看著我：“小夥子，說話要講證據。供銷社說你不能勝任工作，這是合理要求。我們好心準備幫你協調區裡的大集體崗位，你彆不知好歹。”她的話裡滿是官僚的傲慢，那所謂的“協調”，不過是把我的全民單位指標轉為大集體指標，仿佛將我從一扇門推到另一扇門，從一個“不合格”變成另一個“將就”。
那天晚上，我坐在居委會的辦公室裡，窗外的月光冷得像霜。我翻出家裡最好的毛筆和宣紙，研好墨，開始寫申訴信。
每一個字都用小楷工工整整地寫，把考試的辛苦、體檢的委屈、勞動局的推諉，都凝在筆尖。寫第一份時，我往墨裡摻了點雄黃——小時候奶奶說過，雄黃能驅邪避毒，我想，也許它能驅走這製度裡的“毒”。寫第二份時，我加了點朱砂，那紅色像血一樣鮮豔，我想讓看信的人知道，我說的都是真心話，是帶著赤誠的。寫第三份時，我撒了點金粉，墨水裡閃著細碎的光，我多希望這封信能被人看見，能發出一點光。
可信寄出去後，就像石沉大海，連一點回音都沒有。我那些帶著雄黃、朱砂和金粉的期盼，在龐大的現實麵前，不過是一場可笑的自我安慰。
後來，區裡真的“協調”了崗位，是一家區屬大集體指標。全民身份變成集體身份，聽起來隻差兩個字，可未來的工資、福利、晉升，卻差了十萬八千裡。報到那天，我還是穿了母親熨燙好的的確良襯衫，儘量穩住步態，去區政府到勞資科報到。
區政府門衛大爺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問清我的來意後，目光在我微晃的右腿上停了好一會兒，然後熱情地指著身後：“同誌，修殘疾車的師傅在那邊牆角等著呢，你快過去吧，彆讓人家等急了。”
我愣在原地，張了張嘴，卻什麼也說不出來。風從門口吹進來，卷起地上的落葉，也吹得我眼睛發酸。我以為自己跨過了體檢的坎，就能擺脫“殘疾人”的標簽，可到頭來才發現，在彆人眼裡，我首先是個走路跛腳的人，然後才是人。那微跛的步態，不僅刻在我身上，更把我釘在了刻板印象的牢籠裡。
陽光照在辦公室的門牌上，亮得刺眼。我看著那扇門，突然覺得，那場體檢的羅生門，從來就沒有結束過。我的人生，好像永遠都在被彆人定義，被規則束縛，被偏見裹挾。
而我能做的，隻是挺直脊背，在這荒誕的世界裡，一步一步，艱難地走下去。(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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