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的冬天來得急，剛進臘月，風就裹著碎雪粒子四處亂竄，刮在臉上像小石子砸得生疼。可這風沒往年那樣沉得讓人喘不過氣——它裡子藏著股衝勁，順著巷道的裂縫、家家戶戶的窗戶縫往屋裡鑽，捎帶著一個能掀翻十年沉寂的消息：恢複高考了。
消息傳得比風還快。穀建國待的知青點，那台用了快十年的廣播早掉了漆，喇叭裡總裹著“滋滋”的雜音，卻像攢了半輩子力氣似的，從天亮到天黑循環播著高考通知。先前還蹲在牆根曬太陽、眼神發空的知青們，猛地全站起來，圍著廣播擠成一團，耳朵豎得比誰都高。
有人攥著拳頭，指節捏得泛白；有人眼圈紅了，嘴裡反反複複念著“真的？真能考大學了？”；還有人轉身就往宿舍跑，翻箱倒櫃找中學時的課本，紙頁被抖得嘩嘩響，連帶著積在書頁裡的灰塵都飛了起來——死氣沉沉的知青點，就這麼被一個消息盤活了。
穀建國早從彆處得了小道消息，前陣子還托我幫他帶過幾本舊複習資料。這會兒聽見廣播裡的通知，他興奮得像個剛拿到糖的孩子，拉著我胳膊直晃：“張毅，我肯定能考上！等我金榜題名，就不用在這兒熬了！”後來我才知道，恢複高考的第一年，他真就憑著實打實的成績，考上了師範學院——這是後話了。
消息傳到市區，各條街道也炸了鍋。老人們搬著小馬紮，湊在向陽的牆根下，曬著太陽聊得熱火朝天。
張大爺蹲在石墩上磕煙袋鍋，煙灰掉了一衣襟也沒察覺，嗓門亮得整條街都能聽見：“這下好了！那些孩子在鄉下苦熬這麼多年，總算有出路了！”李奶奶手裡攥著剛納好的鞋底，針還彆在藍布上，說話時聲音都發顫：“可不是嘛！以前總講‘成分’‘出身’，現在能憑本事考，這才叫公道！”
就連我所在的街道門口，公告欄前天天都擠滿了年輕人。有人踩著木凳，踮著腳逐字念公告上的報考時間、報名條件，念到關鍵處，底下還會有人喊“慢點兒！記不住！”；有人掏出皺巴巴的筆記本，筆尖在紙上飛快地劃，生怕漏了一個字；還有人互相打聽“你複習哪科？”“有沒有數學資料？借我看看”，你一言我一語的熱乎勁兒，把冬天的寒氣都衝散了大半。
我擠在人群外頭，聽著那些滾燙的話，心裡像被什麼東西燒著，暖得發燙——這團火，燒著我，也燒著無數個被“耽誤”的青春。
那天我正在居委會的小辦公室整理居民檔案。屋子逼仄得很，靠窗的角落堆著半人高的檔案盒，紙墨味混著舊木頭的潮氣，慢悠悠地在屋裡飄。我握著支英雄牌鋼筆，筆尖在登記表上寫“王桂蘭，58歲，獨居，需每月定期走訪”，最後一個字剛落，隔壁辦公室傳來的“恢複高考”四個字，像道閃電直直劈進腦子裡。
我的手猛地一抖，鋼筆“啪”地砸在桌子上，墨水濺出來，在白紙上暈開一小團黑。狂喜順著指尖往頭頂衝，心臟“咚咚”跳得像要撞開胸膛，連呼吸都急了，得扶著旁邊的檔案盒才能站穩。考大學？我也能考大學？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像春天裡的草，瘋了似的往上長，再也壓不住。
我先翻遍了辦公室的櫃子，沒找著半本複習資料，又急匆匆衝回家裡，跪在床底下掏那個積了灰的木箱。箱子裡裝著我中學時的課本、作業本，還有母親給我縫的帆布書包，布麵上的補丁都洗得發白了。
我把課本一本本掏出來，語文書的封皮原本是正紅色，這會兒邊角磨得卷了邊，顏色也褪成了淺粉，像被歲月一點點啃過；數學課本上還留著我當年的批注，有的地方畫著歪歪扭扭的五角星，有的地方寫著“這道題不會，明天問老師”，那些稚嫩的字跡，此刻看著卻比什麼都親切。
我用袖子把課本上的灰擦掉，指尖撫過那些密密麻麻的公式、課文，恍惚間好像又回到了中學教室——陽光透過窗戶灑在課本上，老師在講台上講“落霞與孤鶩齊飛”，同桌偷偷傳紙條問我借橡皮，一切都清晰得像昨天發生的事。
從那天起，我的日子被劈成了兩半：一半是居委會的工作，一半是高考複習。白天處理完手頭的事——給新生兒辦戶口登記、幫老人寫貧困補助申請、整理衛生防疫檔案，隻要一有空，我就掏出草稿紙，趴在辦公桌上演算數學題。
草稿紙一張接一張，很快就堆得比檔案盒還高，上麵寫滿了公式、解題步驟，有的地方畫著圈做標記，有的地方劃著橫線改錯題，密密麻麻的字跡裡，全是我攥緊機會的模樣。
同事們見了，都笑著打趣：“小張這是要考大學啊，勁頭真足！”我笑著點頭，手裡的筆卻沒停——我比誰都清楚，這是我這輩子能抓住的，最有可能改變命運的機會，半點都鬆不得。
到了晚上，整個樓道都靜了，隻有我房間裡那盞電燈還亮著。昏黃的燈光搖曳著映在牆上，把課本上的字照得忽明忽暗，卻也實實在在照亮了我心裡的盼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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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桌前，一會兒背語文課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念得滾瓜爛熟，連標點都不敢錯；一會兒啃數學題，一道幾何題解不出來，就畫圖、查公式，熬到後半夜也不放棄，實在困了就用涼水洗把臉；一會兒又把好不容易弄來的政治複習資料攤開，把重點抄在巴掌大的小本子上，揣在口袋裡，上下班路上、排隊買飯時，都掏出來看上兩眼。
電燈泡換了好幾個，我的眼睛熬得布滿血絲，可一點也不覺得累——我想憑著自己的腦子，補上腿的缺憾，敲開大學的門，再也不用被“殘疾”的標簽捆著過日子。
我那輛永久自行車，也多了個重要用處。每個星期天，我騎著它去幾裡外的市圖書館查資料、複習，一待就是一整天，連午飯都隻是啃兩個自帶的饅頭。
晚上我還報了個補習班，去上課的路上，車筐裡總裝著借來的複習資料，用繩子捆得緊緊的，生怕路上顛壞了。風刮在臉上，帶著冬天的寒氣，可我心裡卻滿是甜勁兒，連蹬自行車的腿都覺得有勁兒。
一路上總能碰見同去補習的人，大家騎著車並排走，你一言我一語地聊著重難點：“昨天那道物理題，你用的是受力分析還是能量守恒？”“數學的函數太繞了，你有沒有簡單的解題竅門？”“政治的時事部分，咱們抽時間一起整理吧”。
自行車鈴“叮鈴叮鈴”響，說話聲、笑聲混在一起，空氣裡飄著的，全是失而複得的重生氣息。我騎著車跟著他們往前衝，總覺得自己終於趕上了那班能改命的列車，隻要再使勁兒點，就能看見不一樣的未來。
1977年末到1978年初，高考的日子終於到了。我穿著母親給我縫的藍布褂子，褂子洗得有些發白，卻被我疊得整整齊齊。我騎著自行車往考場去，路上的雪還沒化，車輪碾過雪地，留下兩道淺淺的印子。
考場外擠滿了人，有比我大好幾歲的知青，臉上還帶著鄉下勞作的風霜；有剛高中畢業的學生，眼神裡滿是青澀；還有像我一樣在單位上班的年輕人，手裡攥著準考證，指節都有些發白。大家的眼神裡都摻著緊張和期待，連呼吸都比平時輕了些。
進考場前，我深吸了一口氣，把心裡的緊張壓下去——這是我的機會，不能慌。考場裡安靜得很，隻聽見筆尖在試卷上沙沙作響的聲音，像春蠶啃桑葉，又像夢想在紙上一點點跳躍。我看著語文試卷上的作文題《緊跟華主席，永唱東方紅、科學有險阻，苦戰能過關》，心裡一下子就亮了——我想起了聽到恢複高考消息的那天，想起了翻出舊課本的那天，那些激動的、溫暖的瞬間，順著筆尖一點點流出來，寫滿了整整兩頁紙。
數學題有些難，我皺著眉，一邊在草稿紙上畫圖，一邊演算，額頭上冒出了細密的汗珠，用袖子擦了擦，繼續往下寫。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交卷的鈴聲響起時，我才發現手心全是汗，可心裡卻鬆了口氣——我把能寫的都寫了，沒有遺憾。
等成績的日子，比複習時還難熬。我每天上班都心不在焉，整理檔案時會突然走神，想起考試時的某道題；給居民辦手續時，聽見彆人提“大學”兩個字，都會忍不住多問兩句。
終於到了查成績的那天，我天不亮就往教育局跑，教育局設在一個中學校園附近，彼時，這裡早就擠滿了人，大家三三兩兩地聚在一起，小聲議論著分數，有人興奮得手舞足蹈，有人則垂著頭不說話。
我看見局機關工作人員手裡拿著厚厚的成績單，我的手都在抖，當我一步步挪到工作人員跟前，聲音發顫：“老師，我叫張毅，麻煩您……幫我看看。”
這名工作人員翻了翻成績單，抬頭時臉上帶著笑：“張毅是吧？達標了！好好準備體檢！”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接過成績單時，指尖都在抖，看著上麵清清楚楚的分數，眼前好像已經展開了大學的藍圖——教室裡整齊的課桌，同學們認真聽講的樣子；圖書館裡滿架的書，陽光透過窗戶灑在書頁上；還有不用再被“集體工”“殘疾”標簽困住的日子，一切都那麼美好。
可體檢，卻像一盆冷水，狠狠澆滅了我所有的希望。走進體檢室，刺鼻的消毒水味撲麵而來，讓我心裡一緊。房間裡的醫療設備冷冰冰的，泛著金屬的光。
給我體檢的醫生戴著厚厚的黑框眼鏡，表情嚴肅得像塊冰。他讓我卷起褲腿時，眉頭一下子就皺了起來，像兩座堆在一起的小山，眼神裡還帶著一絲藏不住的嫌棄。
他沒說一句話，隻是拿起紅筆，在我的體檢表上劃了個大大的紅圈，紅得刺眼，像塊燒紅的烙鐵。
之後的日子，我天天盼著錄取通知，坐立不安，一會兒看看牆上的掛鐘，一會兒又望向窗外，連飯都吃不下。可最後等來的，隻有一張薄薄的“未被錄取”通知。
我捏著那張紙，愣了半天，拚命騙自己：“是分數不夠，肯定是分數不夠……”不敢往腿上想——高考看的是腦子，不是腿，我這麼一遍遍地告訴自己，可心裡卻空落落的，像被掏走了什麼重要的東西。(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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