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的冬天，格外凜冽。狂風如一頭頭暴怒的野獸，在城市的街頭巷尾橫衝直撞，肆意地撕扯著一切。居委會辦公室那扇陳舊的鐵窗，在狂風的侵襲下，發出“哐當哐當”的聲響，像在痛苦地呻吟。窗縫裡，刺骨的寒風像無數條冰冷的蛇，一個勁兒地往裡鑽，吹得桌上的文件“沙沙”作響。
我坐在辦公桌前，雙手緊緊地握著鋼筆，指節因為長時間的寒冷和用力，已經凍得發僵，泛著不正常的青白色。每寫下一個字，都像用儘了全身的力氣。可即便如此，我心中的那股勁兒卻絲毫未減——距離上次高考失利，已經過去了整整兩年。
這兩年裡，我無數次在夜深人靜時，對著那盞昏黃的台燈，默默發誓：我不甘心，我一定要再考一次！
這回，我比從前更加拚命了。白天的居委會，就像一個永遠停不下來的陀螺，而我，就是這個陀螺的核心，從早到晚都在不停地旋轉。
清晨，當第一縷陽光還未來得及穿透那厚重的雲層，我就已經來到了居委會。幫孤寡老人訂豆奶，是我每天的第一項任務。我輕輕地敲開每一扇門，帶著溫和的笑容，將熱氣騰騰的豆奶遞到老人們手中。看著他們那滿是皺紋的臉上綻放出的笑容，我的心裡也湧起一股暖流。
緊接著，便是登記新生兒戶口。看著那一個個粉嫩的小生命，我好像看到了未來的希望，小心翼翼地在本子上記錄下他們的信息，猶如在書寫著一個個美好的未來。
中午，剛扒拉兩口飯，就有人匆匆忙忙地趕來，說是要調解鄰裡糾紛。張家說李家的煤堆占了過道，影響他們出行；李家則嫌張家的孩子太吵，打擾了他們的休息。兩家各執一詞，互不相讓，氣氛緊張得像火的臨界點一點就著。
我深吸一口氣，強忍著疲憊，耐著性子，兩邊勸說。我的聲音因為長時間的說話，已經變得沙啞，每說一句話，都像是用砂紙在摩擦。我趕忙從口袋裡掏出一顆潤喉糖，含在嘴裡，那甜絲絲的味道瞬間在口中散開，仿佛給我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讓我能夠繼續壓下幾分疲憊，努力地化解著這場矛盾。
下午，我還要挨家挨戶地發防疫宣傳單。我抱著一遝厚厚的宣傳單，穿梭在一間又一間居民區之間，做完這一切，我的右腿就像麵條一樣軟弱無力，每走一步都仿佛踩在棉花上。我隻能趁沒人的時候，靠在牆角，偷偷地揉一會兒膝蓋。膝蓋上傳來的陣陣酸脹，讓我忍不住皺起眉頭，但我卻不敢歇太久——桌上還堆著沒整理完的檔案，那些檔案就像一個個等待我解決的小難題，時刻提醒著我不能停下腳步。
等晚上回到那間獨居的小屋，天早就黑透了。我伸手拉響開關，“啪”的一聲，燈亮了，昏黃的光瞬間鋪滿桌麵，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長老長，映在牆上，像個倔強地立著的剪影。我靜靜地站在那裡，看著自己的影子，如同看到了那個在困境中不屈不撓的自己。
書桌上，堆著新借的複習資料，數學、語文、政治，一本本攤開，像一座座等待我攀登的小山。
演算稿紙一張接一張鋪在旁邊，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公式和解題步驟。起初，字跡還帶著疲憊的潦草，那是我那顆疲憊的心在紙上留下的痕跡。但後來，越寫越工整，每一步推導都清清楚楚，就像我在黑暗中摸索著前進，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漏看一個符號，再錯失一次改變命運的機會。
有時候，學到後半夜，眼皮沉得像掛了鉛，怎麼都睜不開。我就趴在桌上眯五分鐘，那短暫的五分鐘，仿佛是我與疲憊的一場較量。
醒來後，我用冷水洗把臉，冰涼的水激得人打個寒顫，腦子也跟著清醒過來。我揉了揉眼睛，繼續投入到學習中。
窗外的馬路上靜悄悄的，隻有遠處偶爾傳來幾聲狗叫，好像是這寂靜夜晚中的一點點綴。昏黃的燈光下，整個房間靜悄悄的，隻能聽見我翻書的聲響，“沙沙沙”，那聲音就像一首無聲的戰歌，激勵著我不斷前行。
我對著課本上的“落霞與孤鶩齊飛”默默地念著，像能透過這優美的詩句，看到那片壯麗的晚霞和飛翔的孤鶩。又低頭演算一道解析幾何題，筆尖在紙上飛快地移動著，猶如在書寫著我的夢想。我心裡反複告訴自己：“再堅持一下，說不定這次就能成。”每一次的堅持，都是我對命運的一次抗爭，都是我對未來的一份期待。
然而，命運似乎總是喜歡捉弄人。1981年初夏，成績出來的那天，我揣著忐忑的心情，騎車一路狂奔向教育局教育科。公告欄前擠滿了人，大家都在焦急地尋找著自己的名字。
我擠進人群，目光飛快地在榜單上掃視著，心也隨著那一個個名字的跳動而加速。突然，我的目光停在了“張毅”兩個字上——分數超了重點線！
那一刻，時間仿佛凝固了，我盯著那個數字看了三遍，確認沒看錯，興奮得差點跳起來。我攥著成績單的手因為用力而泛白，指節都有些發麻。那一刻，我覺得自己像隻憋了很久的雄鷹，終於要展開翅膀，衝破雲霄，飛向那片屬於我的廣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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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運卻再次給了我沉重的一擊。體檢那天，我特意穿了件乾淨的藍布衫，提前半小時就到了醫院。
輪到我檢查腿時，我主動湊到醫生跟前，聲音裡帶著藏不住的懇求：“大夫，我生活學習都能自理，走路、看書、做題，一點不影響腦力勞動，您多費心看看……”我抬起頭，眼神裡滿是期待，希望醫生多停留一秒，多問一句，我的命運就能發生改變。
可醫生頭都沒抬，手裡的鋼筆在體檢表上機械地劃著，發出“沙沙”的聲響，那聲音就像一把把鋒利的刀子，割著我的心。他的眼神漠然得像冰錐子，直直地紮進我心裡，讓我瞬間從頭涼到腳。他什麼也沒說，可那毫不猶豫的動作，像在無聲地宣告我的命運——我被淘汰了。
發榜那天，我起得比雞還早，天剛蒙蒙亮就騎車去了教育局打探消息。榜單貼在大樓的外牆上，位置很高，我仰著頭，從第一個名字開始看，一個一個往下找。眼睛酸了就揉一揉，再繼續看，直到最後一個名字，也沒看見“張毅”兩個字。
那一刻，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像掉進了冰窟窿，渾身的力氣都被抽乾了。周圍的人卻在歡呼，有人舉著錄取通知書，和家人抱在一起笑；有人蹦蹦跳跳地討論要去哪個城市上學，笑聲、歡呼聲裹著初夏的風飄過來，在我聽來，卻像一把把鋒利的刀子，刺得耳朵生疼。
我站在人群裡，像個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明明和他們站在同一條街上，腳下的土地是熱的，可我卻覺得自己被隔在另一個世界——他們往亮處走，我卻困在原地，連一點光都照不進來。那種孤獨和絕望，就像潮水一般，將我緊緊地淹沒。
後來，補習班的王老師偷偷把我拉到一邊，他歎了口氣，聲音壓得很低：“張毅，你的檔案被退回來了，因為小兒麻痹後遺症，體檢不合格……”那“不合格”三個字像晴天霹靂，把我最後一點希望炸得粉碎。當我領回《未錄取通知》，那張薄薄的紙冷冰冰的，上麵印著“經審核，未達到錄取標準”的官方文字，沒寫原因，可我比誰都清楚。
走出教育局大門，風往骨頭縫裡鑽，我穿著單衣，卻感覺不到冷，隻覺得心裡空得厲害，像被掏走了最重要的東西。當年招工受挫，隻是沒當成“全民工”，可這次高考失利，是堵死了我用正統路子往上走的所有可能——我想靠知識改變命運，卻連門都進不去。
我沒有歇斯底裡，隻是騎上那輛永久自行車，在街上遊蕩。沒有方向，沒有目的地，車輪碾過柏油路，發出“咯吱”的聲響，這是我那破碎的心在發出痛苦的呻吟。
當我看見有人舉著錄取通知書，和父母笑著說話，我趕緊低下頭，繞開他們，怕多看一眼，都會讓我的心更疼一分；看見學生們背著書包往學校走，臉上洋溢著朝氣，我覺得他們的世界像隔著一層玻璃，我能看見，卻碰不到，隻能遠遠地望著，心中滿是無奈和失落。
我騎過一條又一條街道，從天亮騎到天黑，直到路燈亮起來，才慢慢騎回小屋。我把自己關在屋裡，不開燈，任由黑暗裹住自己。牆上貼滿了演算稿和複習提綱，白天看的時候還覺得親切，此刻在昏暗中卻像一張張嘲諷的臉，仿佛在嘲笑我的天真和愚蠢。
我摸黑走到書桌前，指尖撫過紙上的公式，那些熟悉的“x+y”“sinα”，此刻陌生得可怕，像在笑話我的天真——我算得再對，背得再熟，又能怎麼樣？還不是過不了“腿”這一關。腦子裡全是解不開的結，像一團亂麻：“難道大腦的價值，還抵不過一條殘腿？”“國家說要選拔人才，怎麼到我這兒，就變成選‘完人’了？”“招工不要我，大學不要我，殘疾人想找條自己的路，就這麼難嗎？我這條命，到底該往哪兒放？”失戀的苦、招工的痛，都沒這麼熬人——失戀丟的是一段感情，可高考的失敗，丟的是我對“存在”的所有底氣，我甚至開始懷疑，我是不是真的不配擁有更好的未來。
我總想起那個被退回的檔案袋。牛皮紙做的袋子，邊角有些磨損，上麵貼著我的名字和考號，袋口敞著，像張著嘴在嘲笑我。裡麵的體檢表上，“不合格”的紅印章蓋得清清楚楚，紅得刺眼，像一塊燒紅的烙鐵，刻在我心上，一想起就疼。
那不是簡單的拒絕，是把我兩年的努力、無數個不眠的夜晚，都釘在了“殘疾”這兩個字上，讓我連反駁的力氣都沒有。
有時候在休息時段，我會騎車去附近的師範學院門口。校門敞開著，學生們三三兩兩地進進出出，有的抱著書本，有的說說笑笑，他們的聲音裡滿是青春的活力。那道門不高，沒有欄杆，物理上沒有任何障礙，可製度上的牆，卻把我擋得嚴嚴實實。我靠在自行車上，看著裡麵的教學樓——窗戶亮著燈，圖書館的玻璃門進進出出的人，心裡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的、苦的、澀的，一股腦湧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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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毅，你怎麼來了？”突然聽到校園傳來熟悉的叫我名字聲。我順著聲音望去，原來是穀建國。他現在是這所學院裡的大二學生。
看著興奮的穀建國，我內心感受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在這樣的場合，遇上了好同學，好朋友，那份久彆重逢的喜悅湧上心頭；憂傷的是，我剛剛又被大學拒錄了，那種被命運拋棄的痛苦再次襲來。
穀建國得知我的情況後，臉上露出了同情的神色，他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說：“張毅，彆灰心，這隻是暫時的挫折，你一定會有機會的。”說著，他熱情地帶我參觀了他的四人一間的學生宿舍。宿舍裡整潔乾淨，書桌上擺滿了書籍和文具，看著那一張張充滿朝氣的床鋪，我仿佛看到了穀建國他們在這裡生活的點點滴滴。
接著，他又帶我去了學校紅樓校史館，那裡麵陳列著學校的曆史和榮譽，每一件展品都如同在訴說著學校的故事；還有教學樓，教室裡傳來老師講課的聲音和學生討論的聲音，那聲音充滿了知識的力量；操場更是熱鬨非凡，學生們在操場上奔跑、嬉戲，充滿了青春的活力。
聽到穀建國的介紹，我閉上眼睛，想象著自己坐在教室裡，聽老師講課時的樣子。陽光透過窗戶灑在講台上，老師的聲音清晰而有力，我認真地做著筆記，生怕錯過任何一個知識點；想象著在圖書館裡，從書架上抽出一本喜歡的書，輕輕翻開，陽光灑在書頁上，那淡淡的墨香撲鼻而來，我沉浸在書的世界裡，忘卻了一切煩惱；想象著和同學們一起討論問題，為一道題爭得麵紅耳赤，大家各抒己見，思維的火花在碰撞中綻放——可這些，都隻是幻想。
待不了三十分鐘，我就告彆了穀建國，騎上車離開。身後留下一聲輕輕的歎息，被風一吹，就散了，像從沒存在過。那聲歎息，是我內心深處無奈的呐喊，又像是對命運不公的控訴。
日子轉眼到了1982年的冬天，我坐在居委會的辦公室裡，看著窗外的老槐樹。樹枝光禿禿的，沒有一片葉子，在寒風裡搖曳，仿佛在訴說著歲月的滄桑。高考的傷，結了一層薄薄的痂，可隻要一想起，還是會疼；當年招工的落差、初戀的苦澀，也會時不時冒出來，像細小的針，輕輕刺一下心臟。但我知道，日子不會停，像磨盤似的，一圈一圈轉著，把那些過往的苦痛與希望都細細碾碎，融入生活的瑣碎與煙火之中。(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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