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過多久，我又遇到了一位讓我記了好多年的老人。老人姓趙，住在老城區的平房裡，獨門獨戶，聽說老伴去世十幾年了，一直一個人過。
我們去的時候，是個周末的上午，陽光特彆好，趙阿姨正在院子裡曬被子，淺藍色的被單在風裡飄著，上麵印的小碎花都褪色了。看見我們，她趕緊放下手裡的竹竿，笑著招呼：“同誌，快進屋坐，我剛燒了開水。”
屋裡收拾得乾乾淨淨，桌子上鋪著塊格子桌布，雖然有點舊，卻平平整整的。桌子中間擺著個相框，裡麵是趙阿姨和老伴的黑白照片，照片的邊角都磨圓了，卻擦得一塵不染。老爺爺穿著中山裝，戴著眼鏡，看著特彆精神；趙阿姨梳著兩條辮子，笑得眼睛都彎了。
我拿出表格，剛問了一句：“趙阿姨，您家現在就您一個人嗎？”老人臉上的笑突然就沒了，聲音一下子高了起來：“不是！還有我老伴呢！你們得把他也寫上！”
我愣了愣，沒敢接話。趙阿姨顫巍巍地走進裡屋，抱出一個木盒子，盒子是紅漆的，漆皮掉了不少。
她打開盒子，裡麵裝著老伴的結婚證、死亡證明，還有幾張泛黃的老照片。
“我老伴是1970年走的，走的時候才五十八歲，”她用手指輕輕摸著死亡證明上的名字，聲音有點哽咽，“他走了這麼多年，我天天都想他。你們不記他，他這輩子不就白來了？我這屋裡，到處都是他的影子——你看，那把椅子是他當年最喜歡坐的，那台收音機還是他攢錢買的，就連這院子裡的石榴樹，都是他親手種的。怎麼能算就我一個人呢？”
我看著趙阿姨通紅的眼睛，心裡一陣發酸。對於她來說，老伴從來沒離開過，他還在這屋裡陪著她，陪著她看日出日落，陪著她過每一天的日子。我跟同行的普查員小吳對視了一眼，輕聲說：“阿姨，我們在備注欄裡，把叔叔的名字和生卒年寫上，您看行嗎？”
趙阿姨聽了，臉上一下子就有了笑，連連點頭：“行，行，這樣就好，這樣他就沒白來這世上一趟。”
離開的時候，趙阿姨站在門口，揮著手跟我們說再見，陽光灑在她花白的頭發上，像是鍍了一層金邊。走在巷道裡，聽見身後傳來“吱呀”一聲，是趙阿姨關上了院門。
我心裡想著，有些思念，能抵得過歲月，能讓一個人，在孤獨裡也過得有盼頭。這思念，是深埋在心底的一顆種子，在歲月的土壤中悄然生根發芽，雖不見其形，卻能感受到它蓬勃的生命力。
孤獨的日子，雖然如同一幅單調的畫卷，沒有色彩，沒有生機。而思念，便是那畫筆，為這畫卷添上了絢麗的色彩。它讓孤獨的人在每一個寂靜的夜晚，不再感到寒冷與無助；讓她在每一個平凡的日子裡，都能找到生活的意義。
我想，趙阿姨是否學會了在孤獨中與思念對話，傾聽老伴那低沉而又溫柔的聲音。告訴她，不要害怕孤獨，因為在這孤獨的背後，隱藏著一份深深的牽掛與愛意。這份思念，讓她懂得了珍惜，珍惜曾經與對方在一起的美好時光，珍惜每一個與思念相伴的瞬間。
有時，她是否會在舊物中尋找思念的痕跡。一件舊衣服，一張舊照片，都能勾起她無儘的回憶。
那些回憶，如同電影般在腦海中放映，讓她沉浸其中，無法自拔。她知道，過去的已經過去，無法再回到從前，但這份思念，卻能讓那些美好的瞬間永遠定格在她的心中。
在這漫長的歲月裡，她會帶著這份思念，堅定地走下去。無論前方的道路有多麼崎嶇，無論會遇到多少困難與挫折，她都不會放棄。因為她知道，思念的那一端，有一個人，也在同樣地在天上關注著她，這份相互的牽掛，將成為她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直到永遠，伴她走完餘生。
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九月初遇到的一個“失蹤者”。那天我在整理戶籍檔案，翻到一本泛黃的冊子，裡麵有個叫陳明的人，備注寫著“1970年失蹤，戶籍未銷”。檔案裡還夾著一張紙條，是當年派出所寫的：陳明當年是紅衛兵，參加武鬥後就沒了消息，最後有人看見他躲進了城北的一座廢棄的廟宇裡。
我把這事告訴了汪主任，汪主任跟派出所打了招呼，讓我跟著民警小張一起去看看。廢棄的廟宇在城北的半山腰上，是民國時期遊走到這裡的僧人所建，後來僧人圓寂之後，無人打理，現在隻剩下斷壁殘垣，門口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風一吹，“沙沙”地響，看著有點冷清。我們推開虛掩的大門，裡麵落滿了厚厚的灰塵，陽光透過破碎的玻璃，在地上投下斑駁的光影，像撒了一把五顏六色的碎玻璃。
宇宙的閣樓在二樓，樓梯扶手都朽壞了，有的地方還缺了一截，我們扶著牆，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上走。剛走到閣樓門口，就聽見裡麵傳來一陣輕微的咳嗽聲。
“有人嗎？我們是街道辦和派出所的，想跟您了解點情況。”小張喊了一聲，聲音在空蕩的廟宇裡回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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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慢慢開了，一個中年男人站在門口。他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和尚長袍，袖口都磨破了；剃了光頭，看著有點滄桑，可眼神卻特彆平靜，像一潭沒波瀾的水。他看見我們，沒有驚訝，隻是點了點頭：“進來吧，裡麵有點亂。”
閣樓裡很簡陋，隻有一張木板床，床上鋪著稻草，蓋著塊舊毯子；還有一個舊木箱，一個小桌子。桌子上放著一本《華嚴經》，封麵都破了，書角卷得厲害；旁邊擺著個木魚，是用木頭做的，打磨得很光滑。男人給我們倒了兩杯白開水，杯子是搪瓷的，上麵印的字都看不清了。他坐在床邊的小凳子上，輕聲說：“我就是陳明。”
民警小張說明了來意，陳明沉默了一會兒，慢慢說起了往事。1970年，他才十八歲，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年紀，跟著一群紅衛兵到處鬨，參加武鬥。有一次，他親眼看見自己最好的朋友被人打死了，躺在地上，流了好多血。“那時候我才知道怕，”他的聲音很輕，像是在說彆人的事，“我覺得整個世界都是瘋的，我不想再跟他們一起鬨了，就跑了出來，躲進了這裡。”
他在這裡一躲就是十二年。剛開始的時候，靠在山下幫人砍柴、種地換點吃的；後來找到了一本《華嚴經》，就天天讀，慢慢就想通了：人活著，不是為了打打殺殺，是為了心裡的平靜。
這些年，他沒跟家裡聯係過，也沒出去過，他說：“我對不起家裡人，可我現在這樣，回去了也隻會給他們添麻煩。在這裡挺好的，安安靜靜的。”
我拿出筆記本，認真地記錄著，寫下“發現失蹤人員陳明，現狀：自願隱居，宗教信仰佛教”。寫完後，我看著這行字，心裡沉甸甸的。這短短的十幾個字，怎麼能概括他十二年的孤獨？怎麼能說清他心裡的痛苦和釋然？離開的時候，陳明送我們到教堂門口，手裡拿著那本《華嚴經》，說：“謝謝你們，不用告訴我的家人，我在這裡，真的很好。”
日子一天天過去，跟這些人打交道多了，我心裡的那些苦悶，慢慢也就淡了。說句心理話，時間真的是治愈心病的良藥。
我看著李嫂用紅墨水守護孩子，看著趙阿姨用思念留住老伴，看著陳明用信仰找到平靜，他們都在用力地活著，用自己的方式，在這世上找一個能安身的地兒。
跟他們比起來，我的這點挫折算什麼呢？高考沒考上，招工沒選上，愛情走了，可我還有能走路的腿，還有疼我的父母家人，還有一份能讓我吃飯的活兒。
我不再整天琢磨自己的苦，而是把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普查員有不懂的地方，我就耐心講；居民有不配合的，我就上門跟他們聊家常，慢慢說。有時候晚上加班，看著辦公室裡亮著的燈，看著桌子上堆得整整齊齊的表格，心裡突然就明白了：每個人都想在這世界上留下點痕跡，證明自己來過、活過。而我，能幫他們把這些痕跡記下來，這本身就是件有意義的事啊。
十月底，人口普查工作終於快結束了。我們把所有的表格都整理好，按社區分類，裝訂成厚厚的名冊，每一本都有磚頭那麼厚，上麵蓋著街道辦的紅色公章，看著特彆鄭重。
汪主任拿著名冊，笑著說：“這些都是咱們的戰果，得好好保存。將來後人翻開這些冊子，就能知道1982年的時候，咱們這座城市有多少人，大家都過著什麼樣的日子。”
我是最後審核的人之一，負責翻閱最終的名錄表。表格是那種厚實的牛皮紙封麵，翻開時能聽見紙張摩擦的“沙沙”聲，裡麵的名字密密麻麻擠在一起，像春天裡剛冒芽的麥田，一眼望不到頭。
每個名字後麵都跟著幾串簡短的字：年齡是冰冷的數字，性彆是簡單的“男”或“女”，職業是“工人”“教師”“家庭主婦”這類概括性的詞——可我知道，這寥寥幾字背後，藏著多少沒說出口的日子。
比如那個寫著“紡織廠擋車工”的名字，或許是每天天不亮就騎著自行車趕去車間，手指被棉紗磨出繭子的女人；那個標著“退休乾部”的，可能正每天提著鳥籠去公園，偶爾還會對著老照片歎氣。
我一頁一頁地翻著，指尖劃過粗糙的紙麵，偶爾會觸到前幾人留下的、沒乾透的墨跡，帶著點溫熱的潮氣。翻到“迎江社區”那一頁時，目光突然被一行字釘住了——“張毅，男，1960年生，漢族，高中文化，健康狀況：殘疾，職業：社居委工作人員”。
這是我的名字。
鋼筆寫的字跡很工整，是我自己填的，可此刻看著，卻像第一次認識這幾個字。“殘疾”兩個字格外紮眼，比旁邊的“年齡”“職業”都要重似的，壓得我指尖微微發顫。
我想起之前總怕彆人盯著我的腿看，怕招工辦的人那句“影響形象”，怕女友字條裡“不是一個世界”的暗示——我總覺得自己是“特殊”的，是被人群落在後麵的那一個。
可現在，我的名字混在這麼多人裡，跟“王秀英，女，1945年生，漢族，小學文化，職業：家庭主婦”“李建國，男，1958年生，漢族，初中文化，職業：汽修工”挨在一起，沒有任何不同。我們都是這張紙上的一個名字，一個數字，一份構成這座城市的微小分量。
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好一會兒，手指無意識地在名字旁邊蹭了蹭。或許是紙上的墨跡還沒完全乾透，或許是手心出了汗，指尖沾到的墨痕輕輕暈開一點，像一滴墨掉進了河裡，慢慢融在水裡，沒了原本的形狀。
那一刻，心裡突然鬆了口氣——原來我不是什麼“特殊”的存在，我隻是這千萬人中的一個，像路邊的一棵樹，河裡的一滴水，安安穩穩地長在屬於自己的地方。之前那些糾結的、痛苦的，覺得自己“多餘”的念頭，好像也跟著那點暈開的墨跡，慢慢淡了下去。(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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