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正處於經濟體製深刻轉軌與社會全麵轉型的關鍵時期。這一曆史性變革猶如雙刃劍，在推動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也引發了各類社會矛盾的逐漸凸顯與交織。其中，刑事案件的發案率，尤其是重大惡性案件的數量，呈現出顯著上升的態勢。
部分犯罪分子無視法律尊嚴，公然實施搶劫、強奸、殺人等暴力犯罪行為，這些惡劣行徑如同一把把鋒利的匕首，深深刺痛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嚴重動搖了社會的穩定根基。
數據是最有力的證明。1983年1月至5月期間，全國範圍內發生的殺人、爆炸、強奸等重大案件數量高達2.5萬起，北京、上海等18個重點城市的發案率更是持續攀升，猶如一顆顆定時炸彈，嚴重威脅著經濟建設的順利進行與社會秩序的和諧安定。
特彆是1983年上半年，全國各地連續發生了一係列影響極為惡劣的惡性案件，令人觸目驚心。沈陽的王宗坊、王宗瑋兄弟，竟膽大包天地撬開軍區倉庫，槍殺保安後流竄多省，持槍行凶，共造成12人死亡、9人受傷的慘劇。警方迅速展開全國通緝，甚至動用武裝直升機進行圍捕，最終於9月18日在江西廣昌將二人擊斃，為這場驚心動魄的追捕畫上了句號。
而1983年6月16日，內蒙古牙克石更是發生了令人發指的慘案。以楊萬春為首的8名青年，手持刀槍，肆無忌憚地殺害了27名無辜群眾其中包括老人和兒童），並強奸多名女性，持續作案長達十餘小時，製造了震驚高層的紅旗溝農場屠殺案，其殘忍程度令人發指。
此外，1983年5月5日，還發生了以卓長仁為首的6人劫持中國民航296號班機至韓國的惡性事件。他們打傷機組人員，劫機計劃周密且影響惡劣，嚴重損害了國家的國際聲譽。
這一係列案件如同重磅炸彈，在全國範圍內引起了巨大震動，也引起了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與深切憂慮。
1983年的夏秋之交，社會仿佛被一張無形而壓抑的大網緊緊籠罩，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氛圍在每一寸空氣中悄然彌漫。“文革”的陰霾雖已逐漸散去，但其留下的創傷仍未徹底愈合，社會治安如同被歲月侵蝕的堤岸，千瘡百孔，惡化的態勢如同毒瘤般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肆意蔓延、瘋狂生長。
麵對如此嚴峻的形勢，高層終於痛下決心，一場旨在淨化社會環境的“嚴打”風暴即將以雷霆萬鈞之勢席卷而來，誓要將一切汙泥濁水徹底蕩滌乾淨，還社會一片朗朗乾坤、和諧安寧。
8月31日，一陣“叮鈴鈴……”的急促的電話鈴聲在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突兀的響起，我所在的街道辦事處的同事們都在準備下班。
此刻，我正埋頭整理相關文件資料，被這尖銳的鈴聲驚得一哆嗦，趕忙放下手中工作，快步走向電話機，一把抓起聽筒。電話那頭傳來趙主任熟悉卻又透著急切的聲音：“你馬上到街道會議室來，有緊急任務！”
我匆匆趕到會議室，裡麵早已人聲鼎沸。從各個社區臨時抽調來的基乾民兵們陸陸續續走進來，他們有的穿著樸素的便裝，衣角還帶著生活的褶皺；有的套著略顯陳舊的民兵製服，那褪色的布料訴說著歲月的痕跡。每個人臉上都帶著好奇與緊張交織的神情，三三兩兩聚在一起，小聲議論著，眼神中滿是對這次緊急任務的猜測。
不多時，街道趙主任和派出所長、指導員等幾位公安人員走進會議室。趙主任清了清嗓子，聲音洪亮地說道：“同誌們，安靜一下！當下社會治安形勢異常嚴峻，‘文革’留下來的負麵影響還在持續，各種犯罪活動十分猖獗。上級決定開展大規模的‘嚴打’行動，咱們街道必須全力配合。今天把大家召集過來，就是傳達文件精神，布置緊急任務。”
接著，派出所的許所長和派出所的王指導員開始詳細講解“嚴打”行動的具體內容和要求。許所長的聲音堅定有力，每一個字都仿佛帶著千鈞重量：“這次行動要‘從重從快’，以最快速度、最嚴厲手段打擊各類犯罪活動，絕不姑息遷就！”
會議上，趙主任宣布了一個決定：所有人在街道集結待命，等待上級確定今天抓捕人犯時間，配合派出所民警抓罪犯。
而我，因在之前人口普查工作中展現出的細致可靠，又是共青團員，再次被臨時抽調，進入街道“嚴打”行動辦公室，負責文書、檔案整理、會議記錄和數據統計等內務工作。
走出會議室，我深吸一口氣。街道辦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忙碌景象，電話鈴聲此起彼伏，像密集的鼓點；公安人員腳步匆匆，頻繁進出；每個人臉上都寫滿緊張與嚴肅，那股神情仿佛被刻進了皮膚裡。
空氣中混合著刺鼻的煙味、汗水味，還有讓人不寒而栗的緊張肅殺之氣，這與往日充滿煙火氣的市井生活大相徑庭，仿佛暴風雨即將來臨，一切都將被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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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到“嚴打”行動辦公室，這是一間不大的房間，卻堆滿了文件和資料，像一座紙張堆砌的小山。幾張破舊辦公桌拚在一起，上麵放著一台老式打字機和一些淩亂的紙張，紙張上的字跡仿佛在訴說著各自的故事。牆上臨時貼著幾張“嚴打”行動的宣傳標語，紅底白字，格外醒目，像一雙雙審視的眼睛。
和我一起在這個辦公室工作的，還有幾位同樣被臨時抽調來的同事。大家簡單打了個招呼，便各自開始熟悉工作。
我坐在辦公桌前，看著眼前那一堆堆需要整理的文件，心中五味雜陳。這個位置離風暴眼很近，似乎能真切感受到那股強烈的衝擊力；但又無需直接參與抓捕行動，多了一份相對的“安全”。然而，這種“安全”背後，又藏著怎樣的未知呢？我不禁陷入沉思。
當晚，派出所接到上級下達的統一行動時間為10點，所有抽調來的人，再次接到通知回到會議室，參加了派出所的聯合部署會。
走進那間煙霧繚繞的辦公室，裡麵早已坐滿了人。派出所許所長，一個嗓門洪亮、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正站在桌子前，手裡拿著一份名單，表情嚴肅地做著最後的部署。
“同誌們，這次‘嚴打’行動時間緊、任務重，我們必須嚴格按照上級要求，從重從快打擊犯罪！”許所長的聲音在房間裡回蕩，帶著不容置疑的威嚴，“大家看，這份名單上，我都做了標記。畫圈的，今晚12點前，在所在居委會戶籍警的帶領下必須到位！一個不漏！”
說著，他拿起自己的大搪瓷茶缸，那茶缸上麵印著一個醒目的“獎”字和一顆紅五星，他用缸底重重地壓住名單的一角，像是要把這份任務也壓進每個人心裡。
“打三角的，明天早上上班第一件事，請回來！”所長的手指在名單上用力地點著，缸底的水漬不小心暈染了紙張，模糊了幾個名字。我看著那些決定一個人命運的記號，在燈光下顯得如此潦草，卻又如此沉重，如同屠宰場裡隨意畫下的標記，冰冷而又殘酷。
我坐在下麵，看著那些用鉛筆匆匆畫下的圈和三角，心裡突然一沉——就是這些簡單的符號，卻決定著一個人的命運。它們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如此潦草，可分量卻重得讓人喘不過氣，像屠宰場裡隨意畫下的標記，冰冷又殘酷，沒有一點溫度。(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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