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春，宜城的冬寒還未完全褪儘，整座城像剛從綿長冬眠裡醒轉的生靈，街角屋簷下偶爾還掛著未化的殘冰，風裡卻已悄悄裹進一絲若有似無的暖意——那是種要掙開寒冬束縛、朝著新生奔去的溫度。
城南街道辦事處門前，漿糊的酸澀氣味在晨風中漫開，帶著舊紙張與新油墨混合的獨特味道。文書小楊踩著條半舊的木凳，年輕的臉上滿是鄭重，指尖捏著從《人民日報》上剪下的報道，指腹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他個子不算高，得踮著腳才能夠到“學習園地”最顯眼的位置，雙手雖有幾分輕顫，貼報紙的動作卻格外仔細，連邊角的褶皺都一點點捋平。
那報道的標題《新時代的春天——經濟特區建設紀實》用的是黑體字，在灰白的黑板報上格外紮眼；旁邊配的深圳高樓施工照有些模糊，油墨暈開了些許輪廓，可仍能看清塔吊的鋼鐵臂杆直指天空，成片的樓房像雨後春筍般從土地裡冒出來，粗糲的水泥牆體間，仿佛能聽見鋼筋碰撞的清脆聲響。那些尚未完工的高樓，像一群沉默卻充滿力量的巨人，立在報紙的方寸之間，朝這座南方小城散發著遙遠又強烈的吸引力。
不過半袋煙的工夫，宣傳欄前就圍攏了人。剛到崗的辦事員揣著搪瓷缸子，買菜路過的居民拎著竹籃，連隔壁雜貨店的老板都暫時關了店門湊過來，一個個伸長脖子，目光全黏在那張報紙上，嗡嗡的議論聲像剛燒開的水，一下子就漫了開來。
“特區？這玩意兒跟舊社會的租界有啥不一樣？”說話的是老姚，在辦事處乾了幾年聘用的老會計，鼻梁上架著副用膠布粘過鏡腿的老花鏡，他伸手推了推眼鏡，眉頭擰成個疙瘩，語氣裡滿是憂慮。這話一出，人群瞬間靜了靜，好些人都跟著點頭，眼裡露出相同的疑惑。
“你瞅那樓，比咱城郊的大龍山還高半截！”飲食店的王師傅拎著剛洗過的鐵鍋鏟，鏟沿還掛著水珠，他指著照片裡的高樓，嗓門又亮又響，“這得砸多少錢進去？萬一收不回來咋辦？”他常年跟柴米油鹽打交道，算慣了細賬，眼裡滿是實打實的懷疑，仿佛已經看見白花花的銀子打了水漂。
“嗨，你們懂啥！”一個穿米白色夾克的青年擠進來，嘴裡叼著支煙，煙霧在他眼前繞了圈，他故意眯起眼，語氣誇張得像說評書，“我表哥在廣州打工，說深圳那邊遍地是黃金，蹲馬路牙子上撿個易拉罐，都比咱上班一天掙得多！”說完還衝人群眨了眨眼，逗得周圍人一陣哄笑，議論聲也更熱鬨了，有信的，有罵“吹牛”的，還有人湊過去追問“真能掙那麼多？”
我扶著那輛騎了好幾年的永久牌自行車，車把手上還纏著去年冬天凍裂的膠帶，靜靜地站在人群外圍。視線越過攢動的人頭，落在報紙上那片遙遠的“春天”裡，心裡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下，又輕又沉。
那是種說不清楚的滋味——有對南方熱土的好奇，有對新鮮生活的渴望，可更多的是對“改變”的不安，像站在河邊想下水，卻又怕被浪頭卷走。風輕輕掀動報紙的一角，帶著點潮濕的氣息，恍惚間竟像是從南海之濱吹過來的，鹹鹹的，裹著機器的轟鳴與人群的喧囂，飄進了這座安靜的小城。
小吳辭職前南下的前一晚，由於我和他都是單身，街道值班室格外靜。隻有一盞昏黃的白熾燈掛在天花板上，燈泡上蒙著層薄灰，投下的光也帶著點朦朧的暖意。桌上擺著個玻璃罐頭瓶，裡麵裝著半瓶散裝啤酒，瓶蓋沒擰緊，冒著細密的泡沫；旁邊放著包炒花生米，邊緣有些焦黑，是我傍晚在傳達室借用看大門王老的煤爐炒的，還帶著點煙火氣。
小吳坐在桌旁的木椅上，背挺得筆直，可眼神卻有些飄。他一會兒盯著桌上的啤酒瓶，一會兒又看向窗外的夜空，情緒像坐過山車，剛說起深圳時眼裡亮得像有光，轉瞬又會閃過一絲迷茫。他從口袋裡摸出根火柴，沒點煙，而是捏著火柴棍在水泥地上畫起來，歪歪扭扭的線條慢慢連成中國地圖的輪廓，畫到東南角時，他突然用火柴頭狠狠點了個黑印，聲音陡然拔高：“喏，就這兒！深圳！”
他抬起頭，眼睛裡閃著興奮的光，語速飛快：“我托人打聽了，那邊的服裝廠招工人，一條牛仔褲賣出去，提成就夠咱在這兒掙一個月！”話裡滿是對財富的渴望，還有點年輕人特有的衝動，聲音在空蕩蕩的值班室裡回蕩，撞在牆上又彈回來，顯得格外清晰。
“我算是想通了，”他拿起罐頭瓶，猛灌了口啤酒，泡沫順著嘴角流到下巴上，沾在沒刮乾淨的胡茬裡，看著有點狼狽，卻透著股不管不顧的豪邁，“在這兒天天抄報表、寫總結，一眼能望到退休那天，有啥意思？不如出去搏一把，就算輸了，也比蹲在這兒強！”
他的目光落在我的右腿上，那是小時候得小兒麻痹落下的毛病，走路總有點跛。剛才還亢奮的語氣瞬間沉了下來，帶著真心的惋惜：“張毅，你是真有本事，寫的文章能上區裡的簡報，要是你這腿沒問題……咱倆一起去深圳闖，肯定能成事兒！”他說得認真，眼裡的遺憾像潮水似的漫上來，我知道他沒說假話，可這話卻像根細針，輕輕紮在我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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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他不說，我也懂。誰不想去外麵的世界看看？深圳的高樓、南方的海風、未知的機遇，這些念頭像野草似的在我心裡長了很久。
可我更清楚，當初為了這個街道辦事處的大集體指標，我跑了多少趟市勞動局和區裡，反複展示自己能寫能算，才終於得到這份全民單位改為大集體指標，才好不容易覓得這份伏案工作——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這份安穩的工作，就像寒冬裡的炭火，攥在手裡，怎麼也舍不得鬆開。
我沒接話，隻是低頭剝花生米，“哢嚓、哢嚓”的聲響在安靜的值班室裡格外清楚。小吳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酒氣混著熱氣撲過來：“你放心！等我在深圳站穩腳跟，掙了錢，先給你寄條最時髦的喇叭褲！就是電視裡演的那種，褲腿寬得能裝下兩條腿的！”他說得斬釘截鐵，仿佛已經看到我穿上喇叭褲的樣子，眼裡又恢複了剛才的光亮。
我捏著手裡的花生殼，看著他興奮的樣子，心裡像裝了五味瓶。有為他高興的，有羨慕他敢闖的，可更多的是自己無法同行的失落，像嘴裡含著塊沒化的冰糖，甜絲絲的，卻又帶著點說不出的苦澀。那啤酒的苦味還在舌尖打轉，可比起心裡的滋味，又算得了什麼呢？
小吳辭職走後的那幾天，我總睡不著。夜晚的辦事處很靜，隻有窗外的梧桐樹在風裡沙沙響，偶爾有晚歸的自行車路過，車鈴聲從遠到近，又慢慢消失。我伏在那張掉了漆的木製辦公桌上，麵前擺著台老舊的打字機，鍵盤上的字母已經磨得看不清，敲下去時總發出“哢嗒、哢嗒”的聲響，像在跟我對話。
我把這些天看到的、聽到的都寫了進去——宣傳欄前的議論、小吳畫在地上的地圖、自己心裡的渴望與不安，還有從報紙上查到的深圳往事：1979年3月改寶安縣為深圳市，11月歸廣東省直屬；1980年8月26日成為中國首個經濟特區，短短四年時間，就從一個隻有幾條土路的小漁村，變成了到處是工地、到處是機遇的城市，人們都叫它“深圳速度”。
我在稿子裡寫，想象著站在深圳的街頭，看高樓之間的陽光，聽汽車鳴笛的聲響，那該是怎樣熱鬨的場景；也寫老周的憂慮、王師傅的懷疑，寫小城人麵對變革時的猶豫與不安；更寫了自己——寫我多想跟著小吳一起南下，可又因為腿疾，隻能守著眼前的辦公桌，像隻被關在籠子裡的鳥，渴望飛翔，卻又飛不高。
稿子改了三遍，每個字都反複斟酌，直到覺得再也沒法改得更好，才小心翼翼地裝進信封，貼上郵票，分彆投給了市電台和《宜城日報》。從郵局出來時，風還帶著點涼，可我心裡卻熱乎乎的，像揣了個小火爐。
從那天起，我的生活好像被一根無形的線牽著。每天清晨，我總是第一個到辦公室，先把當天的《宜城日報》從頭到尾翻一遍，連中縫的廣告都不放過，生怕錯過自己的稿子；中午吃飯時，耳朵也總朝著食堂的收音機，聽裡麵播的新聞和文章；到了晚上，更是躺在床上翻來覆去，一會兒想“編輯會不會覺得我的稿子不好？”，一會兒又想“要是播出來，聽眾會怎麼看？”
這種期待又忐忑的心情，像塊濕毛巾，沉甸甸地壓在我心上。有時正寫著報表，突然就想起稿子的事兒，手裡的筆停在紙上，半天沒動靜；有時聽到彆人說“今天的電台節目不錯”，就趕緊追問“播了投稿嗎？”，得到否定的答案後，心裡又會空落落的。
日子就這麼在等待中一天天過去，直到幾天後的一個午後。那天的陽光特彆好，透過辦公室的玻璃窗，落在打字機上，把鍵盤的影子拉得很長。我坐在桌前，手裡捏著筆，卻沒心思寫東西，眼睛總不由自主地瞟向桌上的收音機——那是台紅色的“熊貓牌”收音機，還是去年單位發的福利，平時主要用來聽新聞。
突然，收音機裡傳來一段熟悉的前奏，是“青年之友”節目的開場音樂，輕柔的鋼琴曲像流水似的漫出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裡的筆“啪嗒”一聲掉在桌上，手指不自覺地攥緊了衣角，指關節因為用力而泛白。
緊接著，播音員那字正腔圓的聲音透過揚聲器傳了出來，溫和又富有磁性，像春日裡的陽光，落在我耳邊：“親愛的聽眾朋友們，下午好，歡迎收聽今天的‘青年之友’節目。在今天的節目中，我們要為大家播送一篇特殊的投稿，它來自一位生活在小城的青年，字裡行間滿是對遠方的向往，也藏著對時代的思考。這篇文章的題目，叫做《小城青年眼中的經濟特區》。”
我的呼吸瞬間停了，耳朵裡嗡嗡作響，隻聽見自己“咚咚”的心跳聲，像要從胸口跳出來似的。窗外的梧桐葉在風裡輕輕晃，陽光落在打字機的鍵盤上，亮得讓我有些睜不開眼——我知道，有些東西，從這一刻起，不一樣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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