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是收音機裡播音員開口的同時,街道各處電線杆上的廣播喇叭也同步響起了那溫和又富有磁性的聲音。風把聲音送得很遠,像一陣暖春的雨,灑遍了小城的每個角落——熱鬨的集市上,挑著菜擔的商販停下腳步,手裡的秤杆還懸在半空,側耳往喇叭的方向湊;居民區的巷口,納鞋底的老人們放下針線,臉上帶著驚訝,又忍不住琢磨著“經濟特區”到底是個啥;就連學校的操場邊,課間嬉鬨的學生也圍攏過來,眼睛裡閃著對遠方的好奇,嘰嘰喳喳地問老師“南方是不是真的有那麼多高樓”。
這陣無形的“風”,從電台的直播間出發,短短幾分鐘就席卷了整座宜城,把對特區的遐想、對未來的憧憬,悄悄種進了每個人心裡。
我坐在辦公室的木椅上,聽著自己寫下的字句從收音機裡流淌出來,一字一句都像帶著溫度,撞得我心口發燙。興奮像決堤的洪水,順著血管往四肢百骸湧,臉頰燒得通紅,眼眶不知不覺就濕了,眼淚在睫毛上打了轉,又被我偷偷眨了回去。之前所有的忐忑、不安,在這一刻全都煙消雲散——那些熬夜修改的夜晚,那些反複斟酌的字句,原來都沒有白費。
我仿佛能看見電波穿過街巷,把我的聲音送到每一戶人家的窗前,讓我的思考在這座小城裡,輕輕漾開一圈又一圈的漣漪。
直到播音員念出最後一句“感謝大家的收聽,我們下期節目再見”,背景音樂重新響起,我的心還在“咚咚”地跳,像揣了隻停不下來的小兔子。眼前仿佛鋪開了一張全新的地圖,南方的海岸線在陽光下閃著光,那裡有拔地而起的高樓,有奔流不息的人群,有無數未知的機遇在等著人去闖。而這一切的起點,就藏在這個平常的午後,藏在“青年之友”節目裡那段不算長的播誦裡。
往後的幾天,傳達室的大爺每天都要給我遞來兩三封信,這些信件都是通過廣播電台轉過來的,信封上的郵戳五花八門,有城裡的,也有周邊鄉鎮的。
拆開來看,有的信裡滿是年輕人的熱血:“讀了你的文章,我恨不得現在就買張火車票去深圳,哪怕從最底層的活乾起也行!”字跡龍飛鳳舞,字裡行間全是想改變現狀的急切;也有落款是“退休老乾部”的信,語氣嚴肅得像寫報告:“文章雖有見地,但過於渲染南方的‘好’,恐讓年輕人盲目跟風,影響本地穩定。”紙頁上還留著淡淡的墨香,看得出來是斟酌了很久才寫下的;最讓我動容的是一封來自鄰縣的信,寫信人說自己和我一樣腿有殘疾,“常年待在家裡,總覺得人生就這樣了,可看了你的文章,好像跟著你去了一趟深圳,心裡突然亮堂了——就算走不遠,也能憑著筆杆子看看外麵的世界。”簡單的幾句話,卻讓我鼻子一酸,仿佛在茫茫人海裡,找到了一個能懂自己的人。
沒過多久,辦事處的趙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他坐在藤椅上,手裡捏著個搪瓷杯,先笑著點了點頭:“小張不錯啊,文章能上電台,給咱們街道爭了光。”那笑容裡帶著實打實的認可,我剛想開口說“謝謝主任”,他話鋒卻突然一轉,眉頭輕輕皺了起來,語氣也沉了些:“不過你得注意,寫東西要把握好導向。咱們現在重點是搞本地的經濟建設,多宣傳宣傳咱們街道的成績,彆總盯著外麵說,萬一讓大家心思浮動,影響了工作就不好了。”
他的話像一盆微涼的水,輕輕澆在了我剛燃起的熱情上。我站在原地,手裡攥著衣角,突然明白過來——在這場時代的變革裡,不是所有人都願意朝著“新”的方向走,有人渴望改變,有人堅守安穩,每個人的立場不同,看到的“未來”,也不一樣。
小吳南下的日子很快就到了。宜城火車站的月台上擠滿了人,到處都是行李滾輪的“咕嚕”聲、叮囑聲、孩子的哭鬨聲,像個熱鬨的集市。那列綠皮火車停在軌道上,車身泛著舊舊的墨綠色,煙囪裡噴吐著濃白的蒸汽,氤氳在空氣中,帶著點煤煙的味道,仿佛在為即將開始的遠征程壯行。
小吳穿了件嶄新的卡其布外套,領口熨得平平整整,頭發也梳得一絲不苟,精神抖擻的樣子,像個即將奔赴戰場的戰士。他手裡拎著個帆布包,裡麵塞滿了換洗衣物,正挨著跟送行的人告彆——拍著朋友的肩膀說“等著我好消息”,跟鄰居阿姨道謝“麻煩您多照看我爸媽”,每個擁抱、每句話裡,都裹著濃濃的情誼。
輪到我時,他伸開胳膊,用力抱了抱我,力道大得讓我差點站不穩。鬆開手後,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包“大前門”香煙,硬塞進我手裡,嘴角揚得很高:“留著抽!等我在深圳站穩了,再給你帶好煙回來!”眼睛裡亮閃閃的,全是對未來的自信和憧憬。
就在這時,人群裡傳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是小吳的父母趕來了。他母親手裡還攥著塊沒織完的毛衣,看見小吳,眼淚就忍不住往下掉,偷偷用袖口抹著,卻還是止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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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輕輕拉著小吳的衣角,手指因為用力而有些發白,像是怕一鬆手,兒子就會被火車帶往再也看不見的地方。小吳的父親則站在一旁,臉色嚴肅,雙手緊緊握著小吳的手,聲音有些沙啞卻很堅定:“到了那邊,記得常寫信回來,好好乾活,彆學壞。”簡單的一句話,卻藏著父親說不出口的牽掛和期望。
“嘟——”火車的汽笛突然長鳴,尖銳的聲音劃破了月台的喧鬨,像是在催促著旅人出發。
我站在原地,看著火車緩緩啟動,車輪與鐵軌摩擦發出“哐當、哐當”的聲響,像一首緩慢又傷感的離彆曲。車身漸漸加速,一節節車廂從眼前掠過,最後變成一個小小的黑點,消失在遠方的鐵軌儘頭,隻留下淡淡的蒸汽,在空氣中慢慢散開。
我低頭打開手裡的煙盒,突然發現煙盒背麵用鋼筆潦草地寫著四個字——“搞活經濟”。字跡歪歪扭扭,卻透著股不管不顧的衝勁,像是小吳從遙遠的南方傳來的一聲呐喊,滿是時代的熱氣,也滿是對未來的信念。
我捏著煙盒,站在月台上,很久都沒動。身後是我熟悉的宜城,街道還是那些街道,建築還是那些建築,可此刻看在眼裡,卻突然覺得有些沉悶;麵前是延伸向遠方的鐵軌,一直通向未知的南方,那片滿是機遇和挑戰的土地,像一塊巨大的磁石,緊緊吸著我的目光。
風輕輕吹過來,掀動了我的衣角,如同帶來了遠方的氣息——有海水的鹹濕,有機器的轟鳴,還有年輕人追逐夢想的熱血。
我知道,有些東西,就像這列開動的火車一樣,再也回不到原來的樣子了。而我的人生,也會被這股從沿海吹來的風,吹向一個全新的方向。
就在我出神的時候,眼角的餘光瞥見了月台上另一個青年。他背著個大大的帆布包,包口沒拉嚴,露出了一把木吉他的琴頸,陽光落在琴弦上,泛著淡淡的光澤。
那把吉他像個沉默的符號,突然讓我明白過來——這場“南下潮”裡,不隻是人們為了“搞活經濟”而奔波,文化的流動也已經開始了。在這個嶄新的時代裡,人們不僅想讓口袋鼓起來,更想讓心裡的“熱愛”有地方安放,想讓精神的世界也變得豐富起來。我仿佛能聽見吉他的琴弦在輕輕顫動,和著火車遠去的“哐當”聲,奏響了一曲屬於這個時代的新樂章。
我站在月台上,望著鐵軌延伸的方向,思緒像被風吹散的蒲公英,飄得很遠。小吳的離開,就像一陣從沿海吹來的風,闖進了我原本平靜的生活,讓我真真切切地摸到了時代變革的脈搏——有激動,有迷茫,有遺憾,卻更多的是對“新”的渴望。我想起小吳畫在地上的地圖,想起他說要給我寄喇叭褲的豪言,也想起趙主任那句“把握導向”的叮囑,心裡像被什麼東西填滿了。
回到辦事處後,我坐在辦公桌前,看著窗外的街道。路上的行人依舊匆匆,自行車的鈴聲依舊清脆,生活好像沒什麼變化。
可我知道,在這平靜的表麵下,有什麼東西已經悄悄改變了——就像種子在土裡發了芽,總有一天會破土而出。
我拿起筆,在稿紙上寫下今天的見聞,寫下心裡的想法,我想把這些都記下來,記下這個時代的溫度,記下普通人的夢想,讓更多人知道,在宜城這樣的小城裡,也有人在感受著時代的風,也有人在為了“未來”而思考。
日子一天天過去,我還在街道辦事處工作,可心態卻跟以前不一樣了。我不再滿足於每天抄報表、寫總結,開始主動去收集街道裡的新鮮事——哪家開了新的個體戶小店,哪個工廠搞了新的生產模式,把這些都寫成短文,投給區裡的簡報。同時,我也沒放下對外麵世界的關注,每天都會認真讀《人民日報》,聽電台的新聞,跟著報道裡的文字,感受深圳的變化,感受全國改革的節奏。
大概一個月後,我收到了小吳從深圳寄來的第一封信。信紙上沾了點油汙,字跡也比以前潦草了些,他說自己在一家服裝廠找到了工作,每天要加班到很晚,累得倒頭就睡,可拿到第一個月工資的時候,比誰都高興。“這裡的節奏太快了,每個人都在往前跑,我也不敢偷懶。”他還寫,“有時候走在街頭,看著高樓大廈,會想起宜城的老巷子,想起跟你在值班室喝啤酒的晚上。”
我握著信紙,心裡又暖又亮。我知道,小吳正在他選擇的路上努力奔跑,哪怕辛苦,也帶著希望。而我,也在我的“戰場”上,用自己的方式追趕著時代的腳步。
慢慢地,宜城也開始變了——街道上的個體戶小店越來越多,櫥窗裡擺著時髦的喇叭褲、蛤蟆鏡;菜市場裡多了南方來的水果,攤主們用帶著廣東口音的普通話吆喝著;就連辦事處的會議上,“改革開放”“搞活經濟”也成了常掛在嘴邊的詞。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像小吳一樣,背著行李南下,也有在外打拚的人回來,帶著新的想法,開起了自己的小店。
我常常會想起那個春天的早晨——宣傳欄前的議論聲,值班室裡的啤酒和花生米,月台上遠去的火車,還有煙盒上那四個字。那些畫麵像一部老電影,在我腦海裡反複放映。我知道,我不僅是這個時代的見證者,更是參與者。我要用我的筆,把這些故事寫下去,把這個時代的溫度和力量,傳遞給更多人。
又一個春天來了。宜城的街道兩旁,梧桐樹抽出了新的嫩芽,空氣中彌漫著淡淡的花香。我走在熟悉的巷子裡,看著來往的行人——有人穿著時髦的衣服,笑著討論去哪裡旅遊;有人推著裝滿貨物的小車,腳步匆匆卻充滿乾勁。陽光落在身上,暖融融的。
我知道,未來的路還很長,可能會有風雨,可能會有迷茫。但隻要心裡裝著對“新”的渴望,裝著對夢想的堅持,就一定能迎著時代的風,一步步走向屬於自己的輝煌。(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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