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秋老虎還沒褪儘，張毅揣著用塑料袋裹了三層的材料，第三次踏進派出所的鐵門。院子裡的梧桐葉落了一地，沒人掃，風一吹就貼著他的解放鞋打旋，像極了他懸著的心。
所長辦公室的門虛掩著，他敲了三下，裡麵傳來“進”的聲音，帶著煙草的悶味。
丁所長從堆積的文件後抬起頭，手指夾著的煙卷燒到了濾嘴，煙灰簌簌落在張毅遞過去的《戶籍申請報告》上。
對方漫不經心地翻著，紙頁摩擦的聲音在安靜的屋裡格外刺耳，末了把材料往桌角一推：“要排隊，急不得。”
張毅的目光掃過窗台，三條紅塔山、兩瓶五糧液擺得整整齊齊，玻璃瓶蓋沒開過，標簽上的褶皺還帶著出廠時的挺括。
後來跟門口值班的老民警遞煙時才知道，那些都是空盒子，“擺著給人看的，撐場麵”，老民警說這話時，煙蒂在地上碾了碾，火星子滅得飛快。
往後的三個月，張毅成了派出所的常客。有時還沒有到上班時間就去等，直到暮色漫進戶籍窗口；有時趕上民警換班，遞進去的材料被原封不動退回來，理由從“係統壞了”到“領導沒簽字”，變著花樣地繞。
他太天真了，原本覺得挺正常的一件事，想不到竟然是這樣難。每次出門前，妻子總會往他兜裡塞兩個白麵饅頭，回來時饅頭往往還是溫的——他根本沒心思吃。何況，他還要忙全廠職工們的生產發工資吃飯問題。對於自己的事，隻能忙裡偷閒去辦理。
有次在走廊撞見所長，對方正跟人說笑，看見他就立刻收了笑容，轉身進了辦公室，門“砰”地一聲關上，震得牆上的“為人民服務”標語都晃了晃。
就在他快放棄時，廠裡退休的老陳找到了他。老陳揣著搪瓷缸子，坐在車間角落的木箱上，壓低聲音說：“我家小子現在是市局副局長，你把材料給我，我幫你遞遞看。”張毅攥著那疊被翻得卷邊的材料，手心裡的汗把紙都洇軟了。
三天後，老陳帶來了消息，副局長在檔案室泡了兩天，終於從1989年的舊文件裡翻出一條：“集體企業技術骨乾的家屬，可特批落戶。”最後把材料和文件一同呈給了局長，局長批了同意。
張毅得知後，把這幾個月的委屈都驅散了，心裡一陣發暖。
1991年底的張榜日，派出所門口圍滿了人。紅紙上的名字一個個往下念，張毅的耳朵豎得發酸，直到最後一個名字念完，也沒聽見自己的。他擠到窗口，民警支支吾吾地說“所長去外地學習了，得等他回來”，眼神卻躲躲閃閃。
張毅急得滿頭大汗，襯衫後背濕了一大片，正想追問，胳膊突然被人輕輕拉了一下。是剛入職的年輕民警，戴著黑框眼鏡，臉上還帶著學生氣。
他把張毅拉到牆角，壓低聲音：“你現在去市局，找戶籍科蓋個同意的章，回來我給你補錄，彆等所長了——再等，這批次就過了。”
那天下午，張毅騎著自行車，在寒風裡蹬得飛快。在市局長相關領導的招呼下，章蓋得很順利，回來時年輕民警正等著他，手指在舊打字機上敲敲打打，“哢嗒哢嗒”的聲音像在敲著希望的鼓點。當戶口本遞到手裡時，張毅的手都在抖。他翻到自己妻子的那一頁，職業欄裡印著“縫紉工”三個字，墨色清晰。這三個字，是她妻子在服裝廠乾了八年，手上磨出無數繭子換來的，如今成了她在這座城市紮根的憑證。
去糧店領細糧那天，天剛蒙蒙亮。糧店主任接過戶口本，翻來覆去看了好幾遍，手指在“農業戶口遷入”的字樣上蹭了蹭，小聲嘀咕：“農村來的還領細糧定額，真走運了。現在農轉非真難喲。”
張毅沒接話，隻是看著對方把二十斤大米、五斤麵粉倒進他的布袋裡，糧食的清香混著潮濕的空氣，鑽進鼻腔裡，讓他忽然紅了眼。
沒過多久，兒子的出生，戶口上得非常順利，因為當時政策規定，新出生的兒子，隨母入戶。上好戶口，張毅小心翼翼地把出生證明疊好，夾在戶口本裡。紙頁輕輕覆在“農轉非”的紅印章上，那抹紅像一顆跳動的心臟，把他和兒子兩代人的命運，牢牢粘在了一起。
他把戶口本放進抽屜最深處，上麵壓著一個鐵盒子，裡麵裝著他這一年跑戶口時攢下的車票——每一張，都是他在這座城市裡，一步一步踩出的腳印。(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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