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慈興踩著晨露走進新築的農舍區時，正撞見兩個閩南老農在爭執地界。竹製的界碑被推倒在泥水裡，沾著新鮮的稻殼，其中一個老農手裡攥著半張泛黃的地契，是荷蘭東印度公司當年用生硬漢字寫就的，墨跡被雨水泡得發漲，像一群扭曲的蟲子。
他沒讓侍衛上前，隻靜靜站在荔枝樹蔭下，聽他們用夾雜著番語的方言爭吵——原來去年開墾時兩人合夥拓荒，如今秋收見了成色，反倒為三分地紅了臉。“按陛下的規矩，”最終是年輕些的那個先鬆了口，往地上啐了口帶血絲的唾沫，“軍屯冊上寫得明明白白，誰下的力氣多，誰就得大頭。”
朱慈興這才走上前，彎腰拾起那半張地契，指尖觸到紙頁邊緣的毛邊，忽然想起熱蘭遮城廢墟裡那些被炮火掀飛的檔案，也是這樣帶著油墨味的殘片，在海風中打著旋兒。“拿丈量繩來。”他揚聲道，侍衛遞上的麻繩還帶著海水的腥氣，那是用荷蘭戰艦的纜繩改的，纖維裡卡著幾粒白色的珊瑚碎。
他親手將繩子在田埂上拉直，晨光順著繩結的縫隙漏下來，在泥土上投下細碎的光斑，“從這棵相思樹到那片檳榔林，各分一半。”見兩人仍有猶豫，他忽然笑了，從袖中摸出兩枚銅錢，是新鑄的“興民通寶”，邊緣還帶著鑄造時的毛刺，“這錢，算朕替你們補的差價。”
老農們接過銅錢時，指腹的老繭在光滑的錢麵上磨出沙沙聲，朱慈興注意到他們掌心都貼著草藥，是用荷蘭人的亞麻布裹著的，草藥汁正順著指縫往泥裡滲。
土地改革推行到第三個月，麻煩終於找上了門。新港社的頭目帶著十幾個紋身的族人堵在臨時行宮門口，他們手裡舉著的木牌上，用炭筆塗著歪歪扭扭的“王”字，那是荷蘭人教他們寫的，如今被海風刮得邊緣發卷。
“紅毛人說，山是會社的。”頭目操著生硬的官話，指節因為攥得太緊而發白，他腰間的鹿皮袋裡露出半截人骨，是他們祖傳的山神牌位，“陛下要分山，就是要山神發怒。”
朱慈興正蹲在門檻上看工匠修補犁鏵，那犁是用荷蘭人的鐵炮筒改的，炮口被燒紅了捶成犁尖，還留著膛線的紋路。他抬頭時，正看見頭目身後一個穿紅裙的少女，手裡捧著個破瓷碗，碗底沉著幾粒番薯乾，是他前幾日賞賜的。
“你去問問她，”朱慈興朝少女努努嘴，“上個月台風衝毀了她的茅屋，是誰給她蓋了新草房？”少女怯生生地抬頭，露出耳後靛藍色的刺青，像隻停在頸間的蝴蝶，“是...是穿軍裝的哥哥。”
朱慈興這才站起身，拍掉手上的鐵屑，“山還是你們的山，但山上的果子，采下來能換鹽換布；山裡的木頭，砍下來能蓋房造船。你們守著金山當餓殍，紅毛人巴不得這樣。”
他轉身進了屋，再出來時手裡多了張圖紙，是用荷蘭人皮紙畫的，上麵用朱砂標著山林的分界，“畫紅圈的地方，留給山神；畫藍圈的，你們采；畫黃圈的，交給漢人種番薯，收了糧，你們分三成。”
頭目盯著圖紙上的朱砂圈，忽然伸手去摸，指尖在“山神地界”四個字上反複摩挲，那是鄭成功軍中的文書寫的，筆鋒帶著閩南人的剛硬。
軍屯的第一個難題出在農具上。閩南士兵大多擅長駕船，揮鋤頭的力道總帶著掄槳的慣性，沒幾日就弄壞了二十多張犁。朱慈興讓人把荷蘭人的鐵砧搬到營地裡，親自守著鐵匠爐。
他記得幼時在禦花園見過西洋鐘表的齒輪，那些精巧的咬合結構此刻在腦中轉動，竟讓他想出了改良犁頭的法子。“把犁尖改成三棱的。”他用炭筆在地上畫著，火星子從爐子裡濺出來，在他的龍袍下擺燒出幾個小洞，露出裡麵的粗麻布，“這樣入地更省力。”
鐵匠是個從廈門逃來的匠人，左手缺了兩根手指，據說是被荷蘭人用烙鐵燙的，此刻他盯著圖紙，忽然往爐裡添了塊紅木，那是從荷蘭總督的書桌上拆的，“陛下，紅毛人的鐵脆，得摻點咱們的熟鐵。”
朱慈興點頭時，看見鐵匠的鐵鉗上纏著布條，是用荷蘭軍旗的邊角料做的，紅布被火星燒出了洞，像隻漏風的眼睛。
改良後的犁頭第一次下地那天，整個軍屯都來看熱鬨，當犁尖輕鬆破開板結的土地，翻出帶著海腥味的黑土時，一個瘸腿的老兵突然哭了，他那條被荷蘭火槍打殘的腿上，綁著的木板是用戰艦的甲板改的，此刻正隨著他的顫抖發出吱呀聲。
工商新政的火苗，是從一個破銅匠的攤子上燃起來的。那銅匠原是泉州的鑄錢師，清軍破城時帶著一箱模子逃到了台灣，此刻正蹲在安平港的礁石上，用荷蘭人的銅炮碎片熔鑄炊具。
他的風箱是用葡萄牙商船的帆布縫的，拉動時發出哮喘般的嘶鳴，銅水在砂模裡流動，映出他臉上猙獰的疤痕——那是被烙鐵燙的，因為他不肯為清軍鑄“順治通寶”。
朱慈興站在他身後看了半晌，見他把鑄好的銅鍋浸入海水降溫，水麵立刻騰起白霧，鍋沿的卷邊處，竟還留著炮管上的膛線紋路。“這鍋，賣多少錢？”他忽然開口，銅匠嚇得手一抖，銅鍋“哐當”砸在礁石上，磕出個小坑，像隻癟了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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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要陛下的錢。”銅匠慌忙去撿，掌心被燙出燎泡，卻死死攥著鍋耳不放，“能為陛下鑄東西，是小的福氣。”
朱慈興卻從腰間解下荷包，倒出三枚“興民通寶”，“朕要的不是一口鍋，是讓所有百姓都能用上你鑄的鍋。”他指著港口裡正在卸貨的商船，那些船上堆著的閩南瓷器、江浙絲綢，正被番商們用荷蘭盾清點，“你帶著徒弟們開個工坊，官府出鐵，你們出手藝，賣了錢，三成歸你們。”
銅匠捧著銅錢的手在發抖，朱慈興注意到他的工具箱裡，藏著半塊崇禎年間的鑄錢母範，邊緣已經被海水泡得發綠。
海貿開放的消息傳到巴達維亞時，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正在用銀刀切割烤乳豬，他們的絲綢餐巾上繡著鬱金香，刀叉碰撞的脆響裡，混著對這個“流亡皇帝”的嗤笑。
但三個月後，當第一艘掛著“興民”旗號的商船駛入巴達維亞港，甲板上堆著的武夷岩茶冒出的熱氣，在熱帶的烈日下凝成白霧時，他們才開始慌了。
那船的船長是個獨眼龍，原是鄭成功麾下的海盜，此刻正用荷蘭語與港務官爭執，他空蕩蕩的眼眶裡塞著團紅布，是用荷蘭人的軍旗改的，“按陛下的規矩，關稅隻能抽十分之一，多一個子兒，這船貨就拉去馬尼拉。”
朱慈興收到消息時，正在軍器局看工匠們拆卸荷蘭火槍，那些被繳獲的槍管裡，還塞著沒打出去的鉛彈，像一顆顆生鏽的牙齒。“讓他們爭。”他用鑷子夾起一顆鉛彈，在陽光下晃了晃，鉛彈表麵的凹痕裡還粘著火藥渣，“咱們的生絲比他們的便宜三成，他們不敢不放行。”
果然，沒過幾日，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就派人送來密信，信是用羊皮紙寫的，封口處的火漆印上，東印度公司的徽章已經被人用指甲摳掉了一半，“願意以每磅五盾的價格收購生絲，隻求陛下勿與西班牙人交易。”
朱慈興把信扔進火盆時，火苗舔著羊皮紙的邊緣，發出細碎的爆裂聲，像極了那些在熱蘭遮城廢墟裡被燒毀的檔案在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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