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世界》這首源自迦南、糅合了東西方思想困惑與追求的歌曲，如同插上了無形的翅膀，迅速越過地中海，在西方各國的宮廷、市集與學者書齋中流傳開來。其歌詞中蘊含的對現實與理想、強權與公義、繼承與自我實現的深刻悖論，在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心中，激起了迥異的波瀾與回響。而在日耳曼尼亞，尤其是在那位已整合高盧、手握重兵的元帥伽爾巴心中，這首歌更像是一塊投入深潭的巨石，徹底喚醒了他血脈深處沉睡的力量。
一、日耳曼的解讀：鐵與血的祖國定義
對於素來崇尚勇武、重視血緣與土地，且政治結構尚帶濃厚部落聯盟色彩的日耳曼諸部而言，《兩個世界》中關於“現實世界”遵循“漠然法則”的描述，非但沒有引起反感，反而被視為一種冷酷的真理。他們鄙夷軟弱，信奉力量與征服。
而歌詞中最觸動他們心弦的，無疑是那句：“在這裡，有亞伯拉罕做父親是沒用的，有十七個祖宗也沒有用……而想要勞作的人，則生產出自己的父親。”
日耳曼的戰士們和首領們，以一種近乎本能的直白方式理解了這句話。他們將其詮釋為：“榮耀不靠繼承，疆土不靠賜予！哪裡我是征服者，是統治者，是讓土地結出果實、讓法令得以推行的人，那裡就是我的祖國！我就是這片土地新的‘父親’！”
這種理解，將“生產出自己的父親”這一充滿哲學思辨的隱喻，徹底具象化為對領土、權力和自身族群認同的主動塑造。它極大地煽動了日耳曼人骨子裡的擴張欲望和民族自豪感，為他們向四方無論是衰落的羅馬，還是東方的斯拉夫土地，或是南方的意大利）的征伐，提供了強有力的精神合理化依據。一首歌，竟成了凝聚日耳曼擴張意識的戰歌。
二、伽爾巴的重燃：侵略性與正義感的交織
這股思潮，不可避免地傳到了日耳曼尼亞的實際統治者伽爾巴耳中。這位曾與趙桓簽署《巴黎協議》、展現出一定政治實用主義的元帥，其內心深處，從未真正熄滅過日耳曼英雄時代傳承下來的熊熊火焰。
當《兩個世界》的歌詞，特彆是日耳曼人的那種解讀傳入他的帥帳時，伽爾巴沉默了。他屏退左右，獨自立於巨大的歐陸地圖前，目光深邃。
侵略性的複蘇：歌詞中“落在誰的手裡就是誰的”、“那有著世界之寶藏的人，他就是擁有這些寶貝，不管他是怎樣得到它們的”，如同戰鼓般敲打在他心上。他想到了羅馬元老院對他的猜忌與製約，想到了萊茵河對岸那些富庶卻防禦鬆弛的羅馬行省，想到了北方廣袤無主在他看來）的森林與平原，更想到了東方那傳說中蒙古人留下的權力真空……一股久違的、開疆拓土的強烈欲望，如同岩漿般在他胸中奔湧。“憑什麼羅馬人可以躺在祖先的功業上享受，而我日耳曼的勇士，就要被束縛在這片土地上？”他內心的猛獸在咆哮。
正義感的點燃：然而，伽爾巴並非純粹的野蠻征服者。他與大宋的接觸，與維吉爾代表羅馬法治理念）的合作，都讓他對“秩序”和“正義”有了更深的理解。歌詞中關於“精神世界”的“神聖秩序”——“雨點並非同時既落在公正者頭上也落在不公正者頭上”——深深觸動了他。他渴望的征服，並非蒙古式的純粹毀滅與掠奪。他內心深處，萌生了一個念頭：他要建立一個屬於日耳曼人的、更強大、更公正的新秩序！一個能讓他的族人在陽光下昂首挺胸，讓法律取代強權，讓勞作真正換來麵包與榮耀的“新世界”！這種將侵略性與某種“正義”使命感結合的構想，使得他的野心變得更加危險，也更具凝聚力。
三、新的戰略與抉擇
伽爾巴召來了他最信任的將領和幕僚，其中也包括代表羅馬秩序的維吉爾。他沒有直接提及那首歌，而是指著地圖，聲音沉雄而充滿力量：
“諸位，這個世界，正在重新劃分。東方的巨人指大宋）已然覺醒，南方的老獅子指羅馬）爪牙漸鈍，東方的風暴指蒙古）暫時西移……這是我們日耳曼人的時代！”
他頓了頓，目光銳利地掃過眾人：“但我們不能像強盜一樣，隻知破壞。我們要征服，更要建設！我們要讓被征服的土地，因我們的到來而變得更加富庶、更有秩序！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能讓子孫後代為之驕傲的帝國，而不是一片堆滿骸骨的廢墟！”
維吉爾眉頭微蹙，他聽出了伽爾巴話語中那難以抑製的擴張衝動，但也捕捉到了其中對“秩序”和“建設”的強調。這讓他感到一絲複雜，既擔憂又懷有一線希望。
伽爾巴最終下令：加強軍備，密切監視羅馬動向，同時派遣更多使者與商人向東，不僅要了解蒙古的虛實，更要設法與大宋建立更直接、更深入的聯係。“我們需要東方的智慧，也需要東方的貨物。”他意味深長地說。
《兩個世界》的歌聲，如同一個引信，重新點燃了伽爾巴血脈深處的侵略性與正義感。這股被點燃的力量，將不再滿足於偏安一隅。它渴望在歐陸乃至更廣闊的舞台上，實踐其“以征服開創，以秩序守護”的獨特理想。西方世界的政治天平，因這首來自東方的歌謠，開始發生新的、難以預測的傾斜。日耳曼的戰車，在思想的催化下，即將再次啟動，其方向，或將改變整個歐洲的曆史進程。
喜歡林衝君請大家收藏：()林衝君書更新速度全網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