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清宮西暖閣的爭論雖在暮色中暫歇，但紫禁城外的暗流卻隨著夜幕的降臨而愈發洶湧。
離紫禁城不遠的四川會館深處，一間門窗緊閉的密室中，燭火搖曳，映照著幾張憂心忡忡又帶著幾分激憤的麵孔。
這些都是川籍或在川有深厚根基的京官，品級不高，多在科道、部院任閒職或中下層，但消息靈通，鄉誼緊密。
“諸位鄉賢，王維章被鎖拿的消息想必都知道了！”一位年約四十、麵容清臒的禦史壓低聲音，打破了室內的沉寂。
“王至中的奏章，是捅破了天！可這捅破的，又何止是王維章的官帽？那賊酋張行在川北搞的什麼新政！分田畝！那可是要掘我等士紳的根基啊！”
“正是！”另一位戶部主事接口，聲音帶著焦慮和切齒之恨，“家兄來信，言及保寧、潼川淪陷之地，張賊悍然推行所謂均田，士紳一體納糧！
強征大戶田產分予刁民賤戶！同時征收我等士紳高額稅收！許多累世簪纓之家，頃刻間田產儘失，家業凋零！更有甚者，其辦學堂，宣講邪說，蠱惑人心，
視禮法綱常如無物！此乃亙古未有之巨變，毀我川蜀千年文脈與宗法根基！長此以往，吾輩在川之祖業、祠堂、族田，豈非儘付東流？”
恐懼與憤怒在密室中彌漫，張行的新政，像一把懸在他們頭上的利劍，比流寇劫掠更令他們恐懼，因為它動搖的是他們賴以生存和維持地位的根本——土地和宗法製度。
與此同時，在京城各處深宅大院或隱秘的酒樓雅間，另一場無聲的較量也在進行。
陝、甘、晉籍的官員，或在朝中位高權重，或門生故吏遍布，其影響力遠非川籍官員可比，他們自然更關注迫在眉睫的晉南流寇威脅。
對於周延儒、溫體仁兩派的核心人物，乃至一些勳貴，都在積極活動。
或親自拜訪，或派心腹傳話，目標直指這些掌握著關鍵話語權的大佬。
“閣老、國公、部堂明鑒，高迎祥、張獻忠二十萬眾肆虐晉南，距代藩、沈藩咫尺之遙！此乃心腹大患，關乎宗廟社稷！
若為剿一川北流賊，而抽空秦晉之兵，致藩府有失，陵寢震動，誰能擔此乾係？萬望閣老、國公、部堂於禦前力陳利害，請陛下以秦晉為重！”
“川寇雖惡，然蜀道艱難，其勢難出川北。
而晉南流寇，旬日間便可威脅京畿！孰輕孰重，一目了然！還請老大人以大局為重，諫言聖上，令洪督先靖秦晉，再圖巴蜀！”
這些遊說，或曉之以理，或動之以情，或誘之以利。
陝甘晉籍官員的態度，無形中成為了左右崇禎決策的重要砝碼。
八月八日，朝會，氣氛比昨日更加壓抑。
爭論的核心，依舊是主剿張行派與主剿流寇派的對壘。
梁廷棟、曹於汴再次力陳張行座寇之禍更烈，威脅蜀王及朝廷根本。
周延儒等人則更加尖銳地指出晉南藩王危在旦夕，洪承疇分身乏術的困境。
雙方引經據典，唇槍舌劍，互不相讓。
崇禎端坐龍椅，麵沉如水。
他聽著雙方的激烈辯論，目光掃過殿下神色各異的群臣。
川籍官員的聯名奏章，讓他看到了地方士紳對張行新政刻骨的恐懼和對自己利益的維護，這更堅定了他必須剿滅張行的決心。
然而，陝甘晉籍重臣們雖未明言，但那沉默中流露出的傾向，以及周延儒等人描繪的晉南危局，像沉重的巨石壓在他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