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次讓我們將曆史的聚光燈投向一座永恒的豐碑——司馬遷。
他並非帝王將相，卻用一支竹簡，刻畫了帝王將相的千秋功罪；
他身受奇恥大辱，卻將屈辱淬煉成照耀萬古的光華。
他的一生，是一部用生命譜寫的悲愴史詩，其著作《史記》，更是中華文明永不倒塌的精神長城。
司馬遷的起點，是陝西韓城一個悠久的史官世家。
其父司馬談，學識淵博，官拜太史令。
這個職位，掌管天文曆法、記錄國事、收藏典籍，是帝國記憶的守護者。
司馬談有一個宏願：繼孔子《春秋》之後，撰寫一部通貫古今的史書。
他將全部希望寄托在兒子司馬遷身上。
自幼，司馬遷便接受最嚴格的傳統教育，“十歲誦古文”，遍覽皇家藏書。
二十歲時，父親給了他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壯遊天下。
這不是遊山玩水，而是一次“田野調查”，一次與曆史現場的對話。
他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
這段經曆，讓他衝破了書齋的局限，收集了活生生的史料，感受到了曆史的脈搏。
為他日後“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奠定了堅實基礎。
回朝後，他出任郎中，隨漢武帝巡行四方，又奉命出使西南夷。
此時的司馬遷，如同一位帝國精心培養的“首席記錄官”和“文化考察員”，正穩步沿著父親規劃的路徑前行。
然而，命運在此時投下了巨大的陰影。
公元前110年，漢武帝舉行封禪泰山的大典——這是帝王告慰天地的最高儀式。
身為太史令的司馬談，竟因故被滯留周南，未能參與盛典，悲憤交加，一病不起。
臨終之際，司馬談緊握兒子的手，流著淚說：“餘死，汝必為太史；
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
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餘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餘甚懼焉，汝其念哉！”
這番話，重如泰山。
它不僅是父親的遺願，更是一個史官家族對文明傳承的終極使命。
司馬遷俯首流涕，鄭重承諾：“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三年後，司馬遷繼任太史令。
他開始大量閱讀、整理“石室金匱之書”，為那部巨著進行浩繁的資料準備。
一切，似乎都在按計劃進行。
公元前99年，一場飛來橫禍，徹底改寫了司馬遷的人生。
名將李廣之孫李陵，奉命出征匈奴，因孤軍深入，援兵不至，兵敗投降。
消息傳來，朝堂震動。
漢武帝勃然大怒，群臣紛紛附和，斥責李陵貪生怕死。
唯有司馬遷，站了出來。
他與李陵並無深交，但出於一個史官的良知和對將士的理解，他坦誠進言：李陵以少敵眾，苦戰至矢儘道窮，古代名將亦不過如此；
他投降或許是想找機會報效漢朝。
這番辯護，觸怒了正處於盛怒中的漢武帝。
司馬遷被投入大牢，被判“誣罔”之罪，按律當斬。
在當時的法律下，死刑有三種方式可以避免：一是用錢贖罪，但司馬遷家貧，不足以自贖；二是接受宮刑腐刑）；三是慷慨赴死。
生，還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