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硯蹲在灶台邊翻烤剛挖的紅薯，炭火把他的側臉映得發紅。阿翠抱著作業本挪到他身邊，小辮梢沾著點泥土——剛從後山采野菜回來，褲腳還掛著片鋸齒狀的草葉。
“先生，作文寫好了。”她把紙遞過來時，指尖微微發顫。
李硯擦了擦手上的炭灰，接過那張糙得硌手的草紙。阿翠的字像剛學飛的小麻雀，歪歪扭扭跌在紙上，可每一筆都使勁往深裡刻，墨痕暈開了又疊上，看得出寫得極用力。
標題是《我爹》，三個字占了半頁紙。
“我爹會編竹筐，他編的筐子能裝下三麻袋土豆。那天兵來的時候，他正蹲在院裡削竹篾，竹刀掉在地上，發出‘哐當’一聲，比我娘摔碎鹹菜壇子還響。”
李硯的指尖頓了頓。他想起昨天路過阿翠家，院角堆著十幾個沒編完的竹筐，竹篾散亂鋪在地上，像被揉皺的草繩。
“兵要抓我爹去修城牆，我爹說‘讓我給娃蒸個紅薯再走’。紅薯剛冒熱氣，兵就踹開了門，我爹把我推到柴房，他的手擦過我的臉，比冬天的井水還涼。”
炭塊在灶膛裡“劈啪”爆了聲，火星濺到李硯手背上，他沒躲。阿翠的紙頁邊緣卷了角，像是被水浸過又曬乾，硬邦邦皺成一團——這孩子寫著寫著哭了吧？眼淚砸在紙上，把字泡得發脹。
“我從柴房縫裡看，我爹走的時候沒回頭。他常說‘阿翠要多認字，以後去鎮上念書，不用蹲在院裡曬日頭’。可他沒帶竹刀，也沒帶草帽，他總說夏天的日頭能曬掉一層皮。”
最後一段隻有一句話，擠在紙縫裡，字寫得太大，差點衝破紙邊：
“先生，我爹的筐子還沒編完，他說編完要給我做個小竹籃，裝野草莓的那種。”
李硯把紙輕輕撫平，指腹蹭過“野草莓”三個字。他想起穿越前刷到的新聞，屏幕裡那些背著書包的孩子，書包上掛著卡通掛件，而阿翠的書包是用舊麻袋改的，邊角縫著布條，裡麵隻裝著半截鉛筆和這張草紙。
“先生？”阿翠怯生生抬頭，睫毛上沾著點灶灰，“我寫得……不好吧？”
李硯把紅薯翻了個麵，熱氣撲到臉上，帶著點甜香。他忽然想起地球的留守兒童作文，那些寫“爸爸在城裡打工，視頻裡他的臉比手機屏幕還模糊”的文字，和眼前這張草紙疊在一起，竟像是同一種疼。隻是一個隔著山海，一個抵著鼻尖。
“寫得好。”李硯的聲音有點啞，他從灶膛裡扒出個烤裂皮的紅薯，掰成兩半，熱氣裹著糖霜冒出來，“你爹肯定會回來的，他還等著給你編小竹籃呢。”
阿翠盯著紅薯的糖汁，忽然問：“先生，城牆修得快嗎？我爹會不會手疼？他冬天生凍瘡，握不住竹刀的。”
李硯把甜些的那半遞過去，沒說話。他想起自己行李箱裡的《世界通史》，翻到哪頁都是戰爭、革命、朝代更迭，可那些鉛字從來沒告訴過他，一個被抓走的竹匠，會讓女兒記著他沒帶草帽；也沒說過，一個沒編完的竹籃，能比任何史書都更沉。
阿翠小口啃著紅薯，糖汁沾在嘴角，她舔了舔，忽然笑了：“先生，等我爹回來，我讓他給你編個大竹筐，裝你說的那種‘地球儀’，你說的地球，是不是也有好多好多竹筐？”
李硯看著她沾著糖霜的笑臉，忽然覺得喉嚨發緊。他這個讀了十幾年書的“文化人”，此刻竟說不出一句像樣的話——那些史書裡的“民生疾苦”“戰亂流離”，在阿翠的草紙麵前，輕得像灶膛裡的煙。
他默默把阿翠的作文折好，塞進懷裡。這張皺巴巴的草紙，比他帶來的任何史料都珍貴。至少它讓他明白，戰爭從不是書上的鉛字，是沒編完的竹筐，是沒帶走的草帽，是孩子嘴裡那句“我爹的手會疼”。
灶膛裡的火漸漸弱下去，剩下的炭塊紅得發亮，像阿翠字裡那些沒說出口的眼淚。李硯忽然站起身，從麻袋裡摸出半截鉛筆，在草紙背麵寫下：“會回來的。因為野草莓熟了的時候，竹籃不能空著。”
他沒學過怎麼安慰人，隻能把地球那套“等待總會有結果”的道理，掰碎了揉進這異世的柴火氣裡。
阿翠看著那行字，忽然抓起鉛筆，在後麵畫了個歪歪扭扭的小竹籃，籃子裡畫著三個圈，大概是野草莓。她畫得太急，筆尖戳破了紙，留下個小小的洞，像隻眨著的眼睛。
李硯看著那個破洞，忽然覺得這張草紙有了光——那些沒說出口的牽掛，那些藏在字縫裡的盼頭，或許才是這亂世裡最硬的骨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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