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鬆下兩函經。
我來問道無餘話，雲在青天水在瓶。
誰能想到，這小子會是大明的新主人？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的春天，湖廣安陸州今湖北鐘祥）的興王府裡，總能看到一個穿青布長衫的少年，捧著本線裝書坐在石榴樹下，連春風吹落花瓣飄到書頁上，都舍不得拂開。這少年便是朱厚熜，興獻王朱佑杬的獨子，當時剛滿十六歲。
沒人把這個藩王世子當回事——在大明的宗室體係裡，藩王就是“圈養的金絲雀”，一輩子隻能在自己的封地晃悠，不能乾政，不能領兵，最多讀讀書、養養花，混個“賢王”的虛名。朱厚熜的爹朱佑杬還算安分，沒搞過什麼“爭儲”的幺蛾子，就這麼安安穩穩當了一輩子興王，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病逝後，朱厚熜按規矩承襲了爵位，日子過得平靜得像安陸的護城河，沒一點波瀾。
他那時的生活，說好聽點是“潛心治學”，說難聽點就是“無所事事”。每天早上起來先給嫡母蔣氏請個安，然後就紮進書房，讀《論語》《孟子》，也讀《孫子兵法》《武經總要》——彆以為他是個隻會死讀書的呆子，興王府裡藏著不少兵書，都是他爹當年從京城帶過來的。有次府裡的老管家看到他對著兵法地圖發呆，笑著問：“世子爺，您又不是要帶兵打仗，看這些乾啥？”朱厚熜抬起頭，眼神裡帶著點少年人特有的認真：“就算不當兵，知道天下的山川地形，總不是壞事。”
誰也沒料到，這平靜的日子，會被一封來自京城的急詔徹底打破。
正德十六年三月，正德皇帝朱厚照在豹房駕崩的消息傳到安陸，興王府上下一片慌亂——倒不是為正德皇帝的死難過，而是為“國無儲君”的局麵擔憂。可沒等大家慌幾天，第二封詔書就到了，這次是內閣首輔楊廷和親自擬的，開頭第一句就驚得蔣氏手裡的茶碗差點摔了：“奉憲宗皇帝遺詔，迎興獻王世子朱厚熜入繼大統。”
“入繼大統”？朱厚熜拿著詔書，手指都在抖。他不是沒聽過京城的事：那位堂兄正德皇帝，一輩子玩得瘋，建豹房、養猛獸、帶兵親征，最後死在女人懷裡，連個子嗣都沒留下。可他怎麼也想不到，這“皇位”的餡餅，會砸到自己頭上——按《明史·世宗本紀》的記載，他是“憲宗孫，興獻王佑杬子也”，論血緣，確實是當時最親近的宗室繼承人，可這距離“皇帝”的位置，還差著十萬八千裡。
蔣氏抱著兒子哭了半天，又是喜又是怕：喜的是兒子要當皇帝，怕的是京城水深，那些文官個個精明，少年人去了怕是要被欺負。朱厚熜倒是比嫡母冷靜，他先讓人把詔書抄了好幾份，確認不是假的，然後才對著蔣氏磕了個頭：“娘，兒子去京城，定不會丟了興王府的臉。”
出發北上那天，安陸的百姓都來送行，朱厚熜穿著藩王的蟒袍，騎著高頭大馬，身後跟著內閣派來的迎駕官員。走的時候，他特意把那本翻得卷了邊的《論語》塞進了行李——他不知道，這本教他“仁禮”的書，很快就會成為他和整個文官集團交鋒的“武器”。
從安陸到北京，走了整整二十天。越靠近京城，朱厚熜就越謹慎。迎駕的官員裡有個叫梁儲的，是楊廷和的老部下，一路上總想跟他“聊規矩”，說“到了京城，得先從東華門進，去文華殿當皇太子，再登基”。朱厚熜每次都笑著打岔，心裡卻早有了主意：我是來當皇帝的，不是來給人當兒子的，想讓我認彆人當爹，沒門！
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的隊伍到了北京城外的良鄉。楊廷和派來的禮部官員早早在那等著，遞上一份“登基流程”，核心還是“先當太子”。朱厚熜拿著流程單，直接扔給了身邊的侍從：“告訴楊首輔，遺詔寫的是‘入繼大統’，不是‘入繼東宮’，要改流程，就按遺詔來，不然我就回安陸去。”
這話傳到楊廷和耳朵裡，老首輔差點氣笑了：一個十六歲的藩王，剛到北京就敢跟我叫板？可他也沒辦法——國不可一日無君，真把朱厚熜逼走了，他沒法跟天下人交代。最後還是慈壽太後出來打圓場，說“先從大明門進，在奉天殿登基，其他的事以後再說”。
四月二十七日，朱厚熜穿著龍袍，一步步走上奉天殿的丹陛。當太監喊出“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時，他看著殿下跪著的文武百官，心裡突然明白了：這皇帝的位置，不是靠血緣來的，是靠自己爭來的。從這天起，“嘉靖”這個年號，開始書寫屬於它的四十四年曆史。
嘉靖帝剛登基沒半個月，楊廷和就帶著禮部的官員找上門了，手裡捧著一份《議禮疏》，開門見山：“陛下，按‘為人後者為之子’的規矩，您現在是孝宗皇帝正德的爹）的嗣子，得認孝宗為‘皇考’，您的親爹興獻王，隻能叫‘皇叔父興獻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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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一出口，嘉靖帝剛端起來的茶杯就停在了半空。他盯著楊廷和，半天沒說話——他知道文官講“禮法”，可沒想到會這麼不講理：我親爹養了我十六年，剛當了皇帝就不認爹了？這算哪門子規矩？
“楊首輔，”嘉靖帝放下茶杯，聲音不算大，卻帶著股倔勁，“遺詔讓我‘入繼大統’，沒讓我‘入繼人子’。我爹就是我爹，怎麼能改成叔父？”
楊廷和早有準備，從袖子裡掏出本《禮經》，翻到某一頁遞過去：“陛下，這是孔聖人定的規矩，‘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您現在是大明的皇帝，就得顧天下的‘公禮’，不能隻講自己的‘私情’。”
旁邊的禮部尚書毛澄也跟著幫腔：“首輔說得對，曆朝曆代都是這個規矩，陛下要是不認孝宗為皇考，就是違背祖製，天下人會說閒話的。”
嘉靖帝拿起《禮經》，翻了幾頁，突然問：“那要是先帝正德）有兒子，我還用得著來當皇帝嗎？既然是因為先帝沒兒子，我才來繼位，怎麼就要不認親爹了？”
這話把楊廷和問住了。可老首輔畢竟是官場老油條，很快就緩過神來：“陛下，祖製就是祖製，不能因為您的情況特殊就改。要是今天改了，以後宗室繼位，個個都要認私親，朝堂就亂了。”
就這麼著，“認爹”的事，成了嘉靖朝第一個“燙手山芋”。朝堂上分成了兩派：一派是楊廷和帶頭的“護禮派”，都是些老臣，占了朝堂的大多數，天天遞奏折勸嘉靖“遵祖製”；另一派是嘉靖自己，加上幾個敢說真話的小官，勢單力薄，卻硬著頭皮跟“護禮派”扛。
最開始，嘉靖還想跟文官們講道理。他讓翰林院的人查史料，看看有沒有“繼位後不認親爹”的先例。結果查來查去，還真有幾個，可都是些亡國之君的例子，“護禮派”拿著這些例子天天懟他，說“陛下要是學那些昏君，大明就危險了”。嘉靖氣得沒法，隻能把這事擱下來，心裡卻憋著一股勁：你們等著，我肯定要讓我爹堂堂正正地被尊為皇考。
轉機出在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的冬天。有個叫張璁的南京刑部主事，因為得罪了上司，被貶到南京當閒官，天天沒事乾就研究“禮儀”。他看到朝堂上為“認爹”的事吵得不可開交，覺得楊廷和他們那套不對，就寫了篇《大禮疏》，派人送到北京，直接遞到了嘉靖帝手裡。
這篇《大禮疏》，可把嘉靖帝樂壞了。張璁在疏裡說：“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陛下以興獻王子入繼大統，非為人後也。夫為人後者，謂大宗無子，以小宗之子為之後，今大宗孝宗）已有武宗正德），陛下乃以武宗無子而繼之，非以孝宗無子而繼之也，故陛下仍當認興獻王為父。”
簡單來說，張璁的意思是：孝宗有兒子正德），你是因為正德沒兒子才繼位的，不是給孝宗當兒子的，所以認親爹天經地義。這話句句說到嘉靖帝心坎裡，他拿著疏文，當天就召集群臣，說“你們看，張璁懂規矩，你們不懂”。
楊廷和看到《大禮疏》，氣得拍桌子：“一個小官也敢妄議朝政！”當即就想把張璁貶到更遠的地方，可嘉靖帝護著張璁，說“張璁說得有道理，你們不能罰他”。楊廷和沒辦法，隻能跟嘉靖帝耗著，說“隻要我還在首輔的位置上，就不能讓陛下認私親”。
就這麼耗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楊廷和見嘉靖帝死活不肯讓步，乾脆遞交了辭呈。嘉靖帝早就看楊廷和不順眼了，當即就準了——沒了楊廷和這個“領頭羊”，“護禮派”雖然還在鬨，可已經沒了之前的氣勢。
可“護禮派”裡的硬骨頭不少。楊廷和走後，吏部尚書喬宇、刑部尚書趙鑒等人接著帶頭反對，還組織了兩百多個官員，天天在朝堂上哭諫，說“陛下要是不認孝宗為皇考，我們就撞死在朝堂上”。
嘉靖帝一開始還忍著，派人去勸，說“這事可以商量，你們彆鬨了”。可這些官員跟吃了秤砣似的，不僅不撤，還跑到左順門去哭，有的拍門，有的喊“先帝孝宗）饒命”，聲音大得整個紫禁城都能聽見。
嘉靖帝徹底火了。他把內閣大臣召來，問：“這些人到底想乾什麼？是不是覺得我不敢治他們的罪？”內閣大臣裡有個叫蔣冕的，是楊廷和的門生，還想勸：“陛下，他們也是為了禮法，您彆生氣。”嘉靖帝瞪了他一眼：“為了禮法就敢在皇宮裡哭鬨？這是以下犯上！”
當天下午，嘉靖帝下了一道聖旨：“左順門哭諫者，為首八人，抓起來下獄；其餘人等，罰廷杖三十。”
廷杖這東西，可不是鬨著玩的——用幾十斤重的大棍子打屁股，輕則皮開肉綻，重則當場死亡。可那些“護禮派”官員還不服，被抓的時候還喊“陛下無道”。嘉靖帝更怒了，又下了道聖旨：“再抓一百三十人，廷杖五十！”
那天的紫禁城，慘叫聲此起彼伏。左順門外的廣場上，錦衣衛按著官員打，血濺得到處都是，有十六個官員當場被打死，剩下的也都打得站不起來。這就是曆史上著名的“左順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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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此一役，“護禮派”徹底被打怕了。沒人再敢跟嘉靖帝爭“認爹”的事。嘉靖三年七月，嘉靖帝正式下旨，尊親爹朱佑杬為“皇考恭穆獻皇帝”，尊孝宗為“皇伯考”；嘉靖七年1528年），又把朱佑杬的牌位請進了太廟，排在正德皇帝前麵。
這場持續三年的“大禮儀之爭”，最終以嘉靖帝的完勝告終。十六歲登基的少年，用一場血淋淋的“廷杖”，讓整個文官集團明白了：這大明的天下，我說了算，就算是“禮法”，也得按我的規矩來。
打贏了“大禮儀之爭”，嘉靖帝總算能安安心心處理朝政了。其實他剛登基的時候，就不是個隻想“認爹”的糊塗蛋——他知道正德朝留下了一堆爛攤子：宦官專權、吏治腐敗、土地兼並嚴重、百姓流離失所。所以從正德十六年登基到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這十幾年裡，他確實乾了不少實事，史稱“嘉靖新政”。
先說整頓吏治。正德朝的宦官，那可是出了名的囂張——劉瑾、穀大用、張永這些人，把持朝政，賣官鬻爵，甚至敢私吞國庫的錢。嘉靖帝剛登基，就拿宦官開刀。他先把正德朝的大太監穀大用貶到南京，又把那些在豹房裡伺候正德的小太監全部趕走，還下了道聖旨：“宦官不得乾預朝政，不得兼任外廷官職，違者斬。”
有個叫張銳的太監，在正德朝的時候負責東廠，手上沾了不少血，嘉靖帝登基後，他還想靠著給嘉靖帝送錢保命。結果嘉靖帝直接把他抓起來，讓刑部審了三個月，最後判了個“淩遲處死”，還把他的家產抄了，充入國庫。這事傳開後，宮裡的宦官再也不敢囂張了，連說話都小心翼翼的。
除了整宦官，嘉靖帝還改革了“選官製度”。正德朝選官，要麼靠關係，要麼靠錢，真正有本事的人根本沒機會。嘉靖帝讓人修改了“科舉考試”的內容，不再隻考死記硬背的“八股文”，而是加了“策論”，讓考生針對朝政提出自己的看法。他還規定，地方官要是想升官，必須得有“政績”——比如減稅多少、安撫了多少流民、修了多少水利，不然就算關係再硬，也不能提拔。
有個叫海瑞的舉人當時還沒中進士），在福建南平當教諭的時候，因為教得好，學生考上科舉的多，被當地知府推薦升官。嘉靖帝看到海瑞的政績報告，覺得這人不錯，就破格把他調到浙江淳安當知縣。後來海瑞能成為“大明第一清官”，跟嘉靖帝這次破格提拔，也有點關係。
再說經濟，正德朝的時候，土地兼並特彆嚴重——王公貴族、宦官、大地主，搶著占老百姓的土地，很多農民沒了地，隻能當流民，有的甚至被逼得造反。嘉靖帝知道，要想天下太平，就得解決土地問題。他讓人在全國範圍內“清丈土地”，就是把所有的土地都丈量一遍，登記在冊，誰要是敢隱瞞土地，就嚴懲不貸。
清丈土地的時候，遇到了不少阻力。有個叫朱宸濠的寧王雖然正德朝已經被平定，但他的殘餘勢力還在），家裡隱瞞了幾千畝土地，當地官員不敢管。嘉靖帝知道後，直接派錦衣衛去查，不僅把土地收了回來，還把寧王的殘餘勢力全部抄家，把土地分給了流民。這一下，全國的地主都老實了，清丈土地的工作順利了不少。
除了清丈土地，嘉靖帝還減免賦稅。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江南地區鬨水災，莊稼全淹了，老百姓沒飯吃。嘉靖帝接到奏報後，當即下旨：“江南受災州縣，今年賦稅全免，還從國庫調糧十萬石，賑濟災民。”他還怕地方官貪汙賑災糧，特意派了禦史去監督，發現有貪汙的，直接就地正法。
在軍事上，嘉靖帝也沒閒著。正德朝的時候，明朝的軍隊戰鬥力特彆差——士兵大多是流民充數的，將領要麼怕死，要麼貪財，連蒙古人都敢時不時來騷擾一下。嘉靖帝上台後，開始整頓軍隊：首先是“選兵”，隻選年輕力壯的，老弱病殘全部淘汰；然後是“練兵”，讓將領帶著士兵天天訓練，還從邊關調了些有經驗的老兵來當教官；最後是“賞罰”，打了勝仗的，重賞；打了敗仗的，嚴懲。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蒙古小王子率軍侵犯大同，大同總兵不敢打仗，想花錢買平安。嘉靖帝知道後，把總兵革職查辦，派了個叫王憲的將領去代替他。王憲到了大同後，按嘉靖帝的要求練兵，沒幾個月，軍隊戰鬥力就上來了。蒙古小王子再來的時候，王憲帶著軍隊主動出擊，把蒙古人打得大敗而逃，還繳獲了不少牛羊和武器。這是正德朝以來，明朝軍隊第一次在和蒙古人的戰鬥中取得大勝，嘉靖帝高興得不行，親自在奉天殿設宴，賞賜了王憲和所有參戰的士兵。經此一役，邊關的將領們也不敢再敷衍了事，明朝的軍事實力總算有了點起色。
不過，“嘉靖新政”也不是一帆風順。比如在整頓吏治的時候，就有不少老臣反對——這些人大多是楊廷和的舊部，覺得嘉靖帝太“急”，動不動就殺官，不符合“仁君”的做法。有個叫林俊的吏部尚書，還專門遞了奏折，說“陛下整頓吏治是對的，但不能太嚴，不然官員們都不敢做事了”。嘉靖帝雖然沒聽他的，但也稍微放緩了節奏，沒再像之前那樣“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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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嘉靖帝執政前十年，確實是個合格的皇帝。《明史·世宗本紀》裡說他“禦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意思就是他剛登基的時候，清除了正德朝的各種弊端，天下人都覺得大明要重新興盛起來了。要是他能一直這麼乾下去，說不定能成為像朱元璋、朱棣那樣的“明君”。可誰也沒料到，從嘉靖十年開始，這位皇帝的心思，慢慢從“朝政”轉移到了“修道”上。
嘉靖帝開始修道，跟一場“大病”有關。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冬天，他得了場重感冒，咳嗽不止，還發高燒，太醫們治了半個月都沒好。就在這時，有個叫邵元節的道士，自稱能“驅邪治病”，被人推薦到了宮裡。
邵元節也沒開藥方，就做了場法事，燒了幾道“符”，讓嘉靖帝喝了符水。沒想到，第二天嘉靖帝的燒還真退了，咳嗽也輕了不少。這下可把嘉靖帝給迷住了——他覺得這道士有“仙氣”，比太醫還厲害。從那以後，他就開始信道教，天天跟著邵元節學修道，還把皇宮裡的欽安殿改成了“道觀”，天天在裡麵燒香、煉丹。
一開始，嘉靖帝隻是把修道當“愛好”，還沒耽誤朝政。可到了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邵元節說“陛下要想長生不老，就得天天煉丹，還得少管朝政，保持心境平和”。嘉靖帝本來就覺得處理朝政太累，一聽這話，當即就決定“放權”——把朝堂上的事交給內閣，自己躲在宮裡煉丹。
他修道的“規矩”還特彆多：首先是“吃素”，不能吃肉，不能喝酒，每天隻吃些蔬菜和丹藥；然後是“穿道服”，不管是上朝後來乾脆不上朝了）還是私下裡，都穿道士的長袍，還讓宮裡的妃嬪、太監也跟著穿；最後是“寫青詞”，道教祭祀的時候要念青詞，嘉靖帝覺得寫青詞能“通神”，不僅自己寫，還讓大臣們也寫，誰寫得好，就給誰升官。
青詞這東西，可不是隨便寫寫的——得用華麗的詞藻，還得符合道教的教義，一般的大臣根本寫不來。唯獨他——嚴嵩，卻寫得特彆好。嚴嵩當時是禮部侍郎，官不算大，可他腦子活，知道嘉靖帝喜歡青詞，就天天研究，還專門請人教他寫。他寫的青詞，不僅詞藻優美，還能把嘉靖帝的心思揉進去，比如嘉靖帝想長生，他就寫“願陛下壽比南山，福如東海，早登仙班”；嘉靖帝想讓丹藥有效，他就寫“丹爐烈火煉真金，陛下服之可成神”。
嘉靖帝每次看到嚴嵩的青詞，都笑得合不攏嘴，說“還是嚴嵩懂我”。從那以後，嚴嵩就成了嘉靖帝身邊的“紅人”，一步步被提拔，最後當上了內閣首輔。而那些不會寫青詞的大臣，哪怕再有本事，也得不到重用——比如當時的內閣大臣夏言，是個很有能力的人，可他不喜歡寫青詞，還勸嘉靖帝“彆沉迷修道”，結果被嘉靖帝越來越冷落，最後還被嚴嵩陷害，砍了頭。
嘉靖帝修道，不僅耽誤朝政，還花了很多錢。煉丹需要大量的藥材，比如人參、靈芝、朱砂，這些都是稀有藥材，特彆貴；建道觀、做道場也需要錢，嘉靖帝先後在宮裡建了十幾座道觀，光材料費就花了幾百萬兩銀子；還有道士的賞賜，邵元節、陶仲文後來的道士首領）這些人，個個都被封了官，賞了土地和金銀，陶仲文甚至還被封為“恭誠伯”，成了明朝第一個被封爵的道士。
這些錢從哪來？自然是從老百姓身上刮。嘉靖帝讓地方官增加賦稅，還派太監去地方上“采買”——說是采買，其實就是強搶，比如要采買靈芝，就逼著老百姓上山去挖，挖不到就罰款，很多老百姓因為挖不到靈芝，被逼得家破人亡。《明史·食貨誌》裡說，嘉靖朝的賦稅，比正德朝增加了一倍還多，“百姓困苦，流離失所者十之三四”，意思就是十個老百姓裡，有三四個都沒了家，隻能當流民。
大臣們看不過去，紛紛遞奏折勸嘉靖帝“彆修道了，多管管朝政”。可嘉靖帝根本不聽，誰勸得厲害，就治誰的罪。有個叫楊最的禦史，遞了份奏折，說“陛下修道是假，貪圖享樂是真，再這麼下去，大明就要亡了”。嘉靖帝看了奏折，氣得把楊最抓起來，打了一百廷杖，當場打死。從那以後，再也沒人敢勸嘉靖帝修道了。
就這樣，嘉靖帝從一個想做“好皇帝”的少年，慢慢變成了一個沉迷修道、不管朝政的“道士天子”。而他放權給內閣，也為“嚴黨”的崛起埋下了伏筆——嚴嵩掌權後，拉幫結派，貪汙受賄，把朝堂搞得烏煙瘴氣，大明的“中興”跡象，也慢慢消失了。
嚴嵩當上內閣首輔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幫結派”。他知道，要想在朝堂上站穩腳跟，就得有自己的勢力。所以他一邊討好嘉靖帝，一邊提拔自己的親信——隻要是願意跟他走的，不管有沒有本事，都能升官；要是敢跟他作對的，哪怕是忠臣，也得被他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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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兒子嚴世蕃，更是個“斂財高手”。嚴世蕃沒什麼真本事，可會拍馬、會撈錢，嚴嵩特彆寵他，把朝廷的很多事都交給嚴世蕃處理，還讓他當了工部左侍郎。嚴世蕃利用這個職位，賣官鬻爵，收受賄賂，甚至還敢跟人說“朝廷無我家翁，安得至是”，意思就是“沒有我爹嚴嵩，你們根本當不了官”。
當時的官員，要想升官，就得給嚴家送錢，送的錢越多，升的官越大。比如有個叫仇鸞的將領，想當宣大總督，就給嚴世蕃送了十萬兩銀子，嚴世蕃收了錢，立馬在嚴嵩麵前說好話，仇鸞很快就當上了宣大總督。還有個叫鄢懋卿的禦史，想當兩淮鹽運使管鹽的官，是肥差），給嚴家送了二十萬兩銀子，還送了不少珠寶，嚴世蕃當場就拍板：“兩淮鹽運使的位置，就是你的了。”
嚴家的斂財手段，可不止“賣官”這一種。他們還霸占土地——嚴世蕃在江蘇、浙江一帶，搶了老百姓幾千畝良田，租給農民種，每年收的租子比國庫的賦稅還多；他們還壟斷商業——嚴家控製了江南的絲綢、茶葉生意，誰要是敢跟他們搶生意，就會被嚴家的人打砸店鋪，甚至還會被安上“通倭”的罪名，抓起來殺頭；他們還貪汙國庫的錢——嘉靖帝要修宮殿、煉丹，需要錢，嚴嵩就跟嚴世蕃商量，把國庫的錢挪一部分到自己手裡，再從老百姓身上刮錢補國庫，比如本來要給軍隊發的軍餉，被嚴家貪汙了一半，導致士兵們連飯都吃不飽，戰鬥力越來越差。
嚴黨不僅貪財，還特彆“狠”。誰要是敢得罪他們，或者想揭發他們的罪行，就會被他們害死。比如之前提到的夏言，是嚴嵩的“老對手”，嚴嵩當上首輔後，一直想除掉夏言。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夏言推薦曾銑當三邊總督，想讓曾銑收複被蒙古人占領的河套地區。嚴嵩知道後，就跟嘉靖帝說“夏言和曾銑想謀反，他們收複河套是假，想擁兵自重是真”。嘉靖帝本來就多疑，一聽這話，立馬把夏言和曾銑抓起來，砍了頭。
還有個叫沈煉的錦衣衛小官），看不慣嚴黨的所作所為，遞了份奏折，揭發嚴嵩父子的十大罪狀，說“嚴嵩父子貪汙受賄，陷害忠良，要是再不管，大明就要亡了”。嚴嵩看了奏折，氣得不行，讓嚴世蕃找了個借口，把沈煉貶到保安今陝西誌丹），然後又讓地方官誣陷沈煉“通蒙古”，把沈煉抓起來，打了一百廷杖，最後處死，還把沈煉的家人流放邊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