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的細則如同為帝國的肌體繪製了清晰的骨骼與血脈圖譜,明確了土地這一最基本生產資料的分配原則。然而,要讓國家機器真正運轉起來,讓軍隊有糧餉,讓官員有俸祿,讓宮室城池得以修繕,就必須有一套與之匹配的、能夠高效且相對公平地汲取社會資源的賦稅製度。前朝賦稅之弊,在於名目繁多,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征收隨意,官吏從中盤剝,百姓不堪重負,國庫卻未見得充盈。新朝欲樹新政,必先在財稅上革故鼎新。
戶部,特彆是其下屬的度支司,成為了這場財稅改革的核心策源地。與擬定《均田令》時的激烈爭論不同,這裡的氣氛更像是一個高度緊張的計算工坊。空氣中彌漫著一種極致的專注,以及被龐大數字壓得喘不過氣的凝重。
度支郎中和他的下屬主事、令史們,伏案於堆積如山的文書之後。他們的工具是算盤、毛筆、以及寫滿了各種算式和假設的草紙。案幾上攤開著初步統計的戶籍數據、田畝數據、前朝的賦稅記錄、以及各類物資的時價清單。
他們的任務極其繁重且精細:設計一套新的主體稅製,既要滿足國家的財政需求,又要切實減輕前朝壓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負擔,還要與正在推行的均田製、府兵製完美契合,並且必須具備可操作性。
經過無數個不眠之夜的測算、推演、爭吵和修改,一個以“租、庸、調”為核心的賦稅方案逐漸清晰起來。
“租”,即田租。度支司的建議是:“每丁每年,納粟二石。”這是一個相對固定的、以實物糧食)為主的土地稅。其基礎正是均田製——既然國家授予了丁口土地露田),那麼丁口就有義務向國家繳納一部分產出。稅額的確定經過了反複計算,既要考慮平均畝產、農戶必要口糧和種子留存,又要能滿足國庫的基本糧食需求。
“調”,即戶調,是一種家庭手工業產品的實物稅。“每戶每年,納絹二丈、綿三兩;或納布二丈五尺、麻三斤。”這體現了男耕女織的自然經濟特點,鼓勵農戶進行家庭手工業生產,同時也為國家提供了絹帛、布匹等戰略物資。
“庸”,即力役,是人民對國家承擔的勞役義務。“每丁每年,服役二十日。”但新政的關鍵在於“輸庸代役”:“若不願或不能親身服役,則可每日折納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代替。”這給了百姓極大的靈活性,可以避免耽誤農時,同時國家也能獲得所需的物資。而遇到國家有大型工程或緊急戰事,需要加役時,也明確規定“加役十五日,免調;加役三十日,租調皆免”,防止無限製地征發徭役。
這套“租庸調”製,其征收對象明確,征收品類清晰,征收額度固定,且直接與均田製掛鉤,“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它最大的優點在於去繁就簡,試圖用這一套相對清晰固定的製度,取代前朝那數不清的、隨意性極強的苛捐雜稅,如“戶稅”、“地稅”、“雜徭”、“腳錢”、“營窖”等等,從製度上壓縮官吏盤剝的空間。
方案草案被呈送至禦前。陳衍召集了尚書省、戶部、禦史台及部分相關官員進行商議。
朝堂上,自然也有不同聲音。
有保守的官員擔憂:“稅額是否過低?恐難以支撐國庫用度。前朝之所以雜稅繁多,實因度支艱難所致。”
度支郎中立刻拿出測算數據反駁:“據臣等核算,若均田製能順利推行,戶口增長,田畝墾辟,即便以此稅額,總量亦將遠超前朝橫征暴斂之所得!且百姓負擔減輕,生產積極性提高,稅基方能持續擴大!”
“再者,”崔浩補充道,“清除了中間盤剝,稅收能更多進入國庫,而非落入貪官汙吏之手。此乃‘輕徭薄賦’而國用足之道。”
陳衍最終拍板:“朕意已決。‘租庸調’之法,甚好。其利在於明白簡易,百姓易知,官吏易操,貪腐難行。即以此為核心,頒行天下。”
他特彆強調:“詔書中必須明確:以此為正稅,除此之外,任何官府、任何人不得再巧立名目,加征任何雜稅!違者,以貪贓論處,遇赦不赦!禦史台給朕盯緊了!”
《租庸調製》的詔書旋即頒布。它不僅規定了具體的征收標準,還詳細規定了繳納時間、繳納方式、以及減免條件。
詔書下達至地方,引起了截然不同的反響。
廣大的農戶在聽裡正、村老解讀後,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就……就這些?沒了?那什麼‘火耗’、‘鼠耗’、‘腳錢’……真的都沒了?”一個老農顫聲問道。
“詔書上白紙黑字說了!除了租、庸、調,誰再敢多收一粒米、一寸布,咱就能去縣衙告他!皇帝老子給咱撐腰!”裡正激動地揮舞著抄錄的詔書條文。
一種巨大的、實實在在的喜悅和輕鬆感,迅速在鄉野間蔓延開來。農民們計算著自家需要繳納的數額,發現比起前朝,負擔確實大大減輕,而且變得清晰可知,不再是一個無底洞。
而在一些州縣衙門和豪強之家,氣氛則有些微妙。一些習慣於在雜稅上做文章、從中漁利的胥吏和暗中與官吏勾結的豪強,感到財路被斷,心中不滿,卻又不敢明著對抗朝廷法令,隻能暗中觀望,或尋找新製度的漏洞。
戶部和度支司的工作並未結束,反而進入了更緊張的階段。他們需要根據新的稅製,重新編製全國的財政預算,計算預期的歲入,並以此為基礎,分配各項支出:軍費、官俸、宮廷用度、工程開支、儲備糧……每一項都需要精打細算。
陳衍對度支尚書李繁說道:“度支之要,在於量入為出,留有餘地。新稅製初行,或有波折,國庫未必立刻充盈。一切開支,務求節儉。朕之宮廷用度,率先削減三成。文武百官,亦需體諒時艱。”
“租庸調”製的建立,標誌著新朝的財稅體係走上了製度化、規範化的軌道。它像一套精心設計的渠網,旨在將社會生產的養分,更有效、更公平地導入國家的倉廩,既滋養萬民,又強健國本。然而,再好的製度也需要人來執行。它能否真正擺脫前朝積弊,達到“穩定民生,增加國庫”的理想效果,仍有待於時間的檢驗,以及對於執行環節堅持不懈的嚴格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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