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年輕人，就像一個迷。一個讓他這個鎮書記都感到一絲心悸的迷。
“書記，那……我們現在怎麼辦？”李衛國問道，“劉富貴那邊……”
“等。”孫大海隻說了一個字。
“等？”
“對，等。”孫大海睜開眼睛，眼神裡恢複了往日的平靜和果決，“等縣紀委的電話。既然這位‘高人’已經把路鋪好了，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順著他鋪好的路走下去。任何多餘的動作，都可能畫蛇添足。”
李衛國心頭一凜，明白了孫大海的意思。書記這是決定，徹底放棄“內部處理”的念頭，完全配合那位“高人”的劇本，讓縣紀委來唱這出戲的主角。
這既是對那位高人的尊重，也是一種試探。他們想看看，這個年輕人布下的局，最終會走向一個怎樣的結局。
……
與此同時，張國棟走在回家的路上。
他的腳步不再像來時那般沉重和決絕。冬日的陽光透過稀疏的樹杈，斑駁地灑在他那身洗得發白的舊軍裝上，帶來一絲久違的暖意。
他的腦海裡，反複回響著江澈說過的那些話。
“蛀蟲最怕的是什麼？不是吵鬨，是陽光。”
“組織的眼睛是雪亮的，隻是有時候被灰塵蒙住了，你得幫它吹口氣。”
這些話，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他心中那把生了鏽的鎖。他是一個兵，他從骨子裡相信這個國家，相信他曾經用生命保衛過的組織。隻是劉富貴那副醜惡的嘴臉，和一次次反映無果的現實，讓他的信念蒙上了厚厚的灰塵。
他以為，隻有把天捅個窟窿，才能讓上麵的人看見。
但那個年輕人告訴他，不用捅破天，隻需要打開一扇窗，讓陽光照進去。
是啊，自己是去討一個公道，不是去當一個讓組織難堪，讓戰友蒙羞的“訪民”。他的尊嚴，是戰場上用血換來的，不能丟在信訪辦的門口。
回到家，那個陪伴了他幾十年的老伴迎了上來，看著他空手而歸，眼神裡滿是擔憂：“老頭子，你……沒去？”
張國棟搖了搖頭，臉上露出了一絲久違的笑容：“不去了。我想明白了，有比鬨更好的法子。”
他沒有多做解釋，徑直走到裡屋，從一個陳舊的木箱裡，翻出了一副老花鏡。然後，他端正地坐在桌前，鋪開一張信紙，拿起了筆。
他的手曾經能穩穩地托起鋼槍，如今卻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
他沒有寫憤怒的控訴，也沒有寫委屈的哭訴。他隻是像一個最忠實的記錄者，一筆一劃，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原原本本地寫了下來。
從他第一次去民政辦詢問撫恤金開始，劉富貴是如何用“財政緊張”來搪塞他，又是如何用“要顧全大局”來教育他，每一次的時間，地點，對話，他都寫得清清楚楚。
他寫下了自己聽到的傳聞，關於劉富貴的小舅子，關於那些被以次充好的慰問品，關於那些神神秘秘的賬目。
他不知道那個叫江澈的年輕人是誰，但他覺得，那個年輕人說得對。
他要做的，不是去當原告，而是去當證人。他要讓那些醜陋的、肮臟的事實，自己站出來說話。
寫完最後一個字，張國棟長長地舒了一口氣，仿佛胸中積壓了數月的鬱結之氣，都隨著這封信煙消雲散。
他重新燃起了希望，那是一種對正義最樸素的信仰。
他相信，當這封信擺在某張辦公桌上時，那縷他所期盼的陽光，一定會穿透陰霾，照進青龍鎮這片被蛀蟲啃食的角落。
帕薩特車裡，孫大海對司機輕聲吩咐道：“回吧。”
車子緩緩啟動，彙入車流。李衛國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街景，心中依舊波瀾起伏。他忍不住問道：“書記，關於江澈……我們是不是要找他談一談？”
孫大海搖了搖頭，眼神望向遠方，意味深長地說：“不。靜觀其變。”
他頓了頓，補充了一句，像是在對李衛國說，又像是在自言自語。
“衛國啊，我們青龍鎮的池子，看來比我們想象的要深。有的人，是龍。在沒有弄清楚他的來意之前，我們不能把他當成普通的魚來養，更不能驚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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