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澈的手已經搭在了冰涼的門把手上，門外樓道裡有孩子跑過的吵鬨聲，襯得這間屋子愈發死寂。
“……他到死，都抱著那個破箱子……說那是他的棺材……”
張建軍的聲音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沙啞、飄忽，帶著酒後的混沌和刻骨的絕望。
江澈的動作停住了。
他沒有立刻回頭，隻是靜靜地站著，感受著背後那道灼人的目光。那目光裡混雜了太多東西，有恨，有怨，有悲涼，還有一絲……傾訴的渴望。
一個背負著秘密活了二十年的人，在臨死前，把這份重擔傳給了自己的兒子。而這個兒子，顯然已經被這口無形的“棺材”壓得喘不過氣。
江澈緩緩鬆開門把手，轉過身來。
他沒有去看情緒瀕臨崩潰的張建軍，目光反而落回了那張黑白遺像上。照片裡的張文清，眼神溫和，嘴角甚至帶著一絲淺淡的笑意，像個教書先生。
“棺材……”江澈的聲音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又像是在問照片裡的人，“人活著，怎麼能睡在棺材裡呢？太沉了，會做噩夢的。”
這句話像一根針，精準地刺破了張建軍用酒精和憤怒堆砌起來的硬殼。
他那副故作凶狠的姿態瞬間垮塌，整個人像被抽掉了骨頭，頹然地跌坐回那個小板凳上。他把臉埋進粗糙的手掌裡，肩膀開始劇烈地抖動，壓抑了許久的、屬於一個中年男人的哭聲，從指縫間沉悶地溢出。
不是嚎啕大哭，而是一種被生活反複捶打後，再也撐不住的嗚咽。
江澈沒有上前安慰，也沒有說話。他隻是安靜地站在那裡，像一塊不會說話的石頭，給了對方一個可以徹底釋放情緒的空間。
他知道，對於張建軍這樣的人來說，任何廉價的同情和勸慰，都是一種冒犯。
哭聲持續了很久，從激動到平複，最後隻剩下斷斷續續的抽噎。
屋子裡的空氣仿佛被這場哭泣洗過一遍，那股濃烈的煙酒味裡，多了一絲鹹濕的悲傷。
張建軍抬起頭，眼睛紅得像要滴出血。他胡亂地用袖子抹了一把臉，從茶幾上摸索著又點了一根煙，手抖得厲害，打了好幾次才點著火。
“你……坐吧。”他啞著嗓子說。
江澈拉過另一張板凳，在離他不遠不近的地方坐下。這個距離，既不顯得疏遠，也不會給人壓迫感。
“我爸他……最後那幾年，已經糊塗了。”張建軍狠狠吸了一口煙，煙霧模糊了他痛苦的表情，“嘴裡老是念叨著什麼‘賬平不了’，‘我對不起他’……晚上做噩夢，喊著一個人的名字。”
江澈的心臟猛地一跳，但他臉上不動聲色，隻是靜靜地聽著。
“林國棟。”張建軍吐出這三個字，像是吐出了一塊燒紅的炭，“他總是喊這個名字，喊得撕心裂肺。我問他這是誰，他不說，就一個勁兒地哭，說自己是罪人，死了都閉不上眼。”
江澈的指尖在膝蓋上輕輕敲擊著，一下，又一下。
成了。
所有線索，都在這裡對上了。
張建軍像是打開了話匣子，又或者，他隻是需要一個聽眾，一個能讓他把心裡這些年積壓的黴爛東西倒出來的人。
“他以前不是這樣的。”張建軍的眼神飄向那張遺像，陷入了回憶，“我小時候，我爸是我的驕傲。他是廠裡的總會計，戴著眼鏡，兜裡彆著鋼筆，誰見了他都客客氣氣地喊一聲‘張會計’。他教我打算盤，教我寫字，他說做人就跟做賬一樣，要乾乾淨淨，清清白白，一筆一劃都不能錯。”
他自嘲地笑了一聲，眼淚又湧了上來。
“可就是這麼一個人，二十年前，從縣紀委被人送回來那天起，就全變了。他把自己關在屋裡，三天三夜沒出門。出來以後，人就跟丟了魂一樣。他辭了職，再也不碰算盤和賬本，整天就是喝酒，喝醉了就打我媽，罵自己不是個東西。”
“後來，我媽受不了，跟他離了婚。這個家，就散了。”
江澈聽著，心裡一陣發沉。他看到的，遠比那份冰冷的檔案要殘酷得多。一個被扭曲的時代悲劇，如何像病毒一樣，侵蝕並摧毀了一個又一個普通的家庭。
王誌強毀掉的，不僅僅是林國棟的人生。
“那個箱子，就是從那時候有的。”張建軍指了指裡屋的方向，“一個部隊上退下來的舊皮箱，死沉死沉的。他弄了把大鎖鎖上，誰都不讓碰。他說那是他的命，也是他的債。他跟我說，他這輩子做了件天大的虧心事，害了一個好人，也害了自己。他說他沒臉去見那個人，隻能守著這個箱子，等著報應。”
江澈內心翻江倒海，他幾乎可以想象出張文清這二十年來，是如何在無儘的自我譴責和恐懼中度過的。
他看著眼前這個被父親的秘密折磨得形銷骨立的男人，忽然覺得，自己之前那些為了“躺平摸魚”而耍的小聰明，在這樣沉重的人生麵前，顯得那麼可笑和蒼白。
“我恨他。”張建軍的聲音裡透著一股涼意，“我恨他懦弱，恨他毀了這個家。可看著他一天天熬乾了自己，我又可憐他。他臨死前，拉著我的手，已經說不出話了，就一個勁兒地指著那個箱子，眼睛瞪得老大，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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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已經燒到了儘頭，燙到了張建軍的手指。他像是沒有感覺一樣，直到皮膚上傳來“滋啦”一聲輕響，才猛地一哆嗦，把煙頭扔在地上，用腳狠狠碾碎。
“江秘書。”他抬起頭，那雙布滿血絲的眼睛死死地盯著江澈，“你不是第一個來問我爸事情的人。”
江澈的瞳孔微微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