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江澈的動作停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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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手指，停留在了一份落款日期為八年前的、由縣交通局和扶貧辦聯合出具的《關於對部分特困村落實施“村村通”工程補充規劃的報告》上。
在這份報告的附件裡，他找到了一個不起眼的角落。
“雲頂村”。
報告裡對這個村子的描述隻有寥寥數語，卻字字觸目驚心。
“地處我縣與長陽縣、安平縣三縣交界之雞鳴山深處，海拔1500米以上，常年雲霧繚繞，故名雲頂。全村在冊127戶，常住14戶，均為60歲以上留守老人。通往外界唯一途徑為清末修建之‘飛雲索橋’，木質結構，全長180米，橫跨黑龍澗，橋體老化嚴重，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建議立即籌備資金，勘探新址，修建永久性便民橋。”
報告的後麵，還附著一張黑白照片。照片上，一座看起來搖搖欲墜的鐵索吊橋，懸在深不見底的峽穀之上，雲霧從穀底升騰而起，讓那座橋看起來像是通往天國的階梯，又像是隨時會斷裂的蛛絲。
江澈的目光繼續向下。
他看到了一份會議紀要。是當年的縣政府常務會議。會議上，原則上通過了這份報告，並決定將“雲頂村便民橋”項目，列入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
然而，當江澈翻到下一年度的財政預算報告和重點工程項目列表時，“雲頂村”三個字，卻消失了。
他沒有停下，繼續向後翻閱。
又過了一年，又一份類似的報告被提了上來，措辭更加緊急，說索橋的幾根主承重木已經出現裂痕。
然後，又是一份會議紀要，再次“原則上通過”。
再然後，又一次在最終的計劃裡，石沉大海。
江澈像一個冷靜的考古學家，沿著時間的脈絡，一點點挖掘著這個被遺忘的承諾。他發現，在隨後的幾年裡，雲頂村就像一個皮球，在交通局、扶貧辦、發改委之間被踢來踢去。
每個部門的理由都冠冕堂皇。
交通局說：“項目資金需由扶貧辦專項列支。”
扶貧辦說：“修橋屬於基建，應由交通局主導。”
發改委則在項目評審意見裡寫道：“該項目惠及人口過少，投入產出比過低，建議暫緩。”
暫緩。
又一個暫緩。
八年時間，無數個“原則上同意”和“建議暫緩”，將一座橋的承諾，消磨得無影無蹤。最後幾年，甚至連提這個事的人都沒有了。
雲頂村，連同那14戶留守老人，和那座危橋一起，被徹底遺忘在了故紙堆裡，被遺忘在了這個高速發展的時代地圖之外。
江澈合上了最後一份檔案，發出一聲沉悶的輕響。
他沒有憤怒，也沒有過多的同情。他隻是覺得，這一切，真實得可怕，也荒謬得可怕。
這就是他上一世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邏輯。一個項目的價值，往往不由它的緊迫性和必要性決定，而是由它能帶來多少看得見的“政績”決定。
為十幾戶行將就木的老人，花幾百萬修一座橋？這筆賬，在任何一位精於計算的官員看來，都是虧本的。
江澈靠在冰冷的鐵皮櫃上，閉上了眼睛。
係統的任務，是要他“修好回家的路”。
可他現在看到的，是一條被官僚主義、被利益算計、被集體性的漠視給堵死的路。想疏通它，比在懸崖上重新開鑿一條路還難。
還有不到三天時間。
他一個即將離開的人，人微言輕，拿什麼去撬動這個已經凝固了八年的僵局？
他忽然想起了周國華白天送彆他時，那番情真意切的話：“到了省裡，放開手腳乾……萬一有什麼事，還有我，還有青陽縣給你兜著。”
江澈的嘴角，勾起一抹無人察覺的、複雜的弧度。
兜著？
書記，我馬上就要給你送一份“大禮”過去了。
就是不知道，這份禮，您是接，還是不接？
他睜開眼，目光落在檔案室的電話機上。他沒有去碰自己的手機，而是拿起了那部紅色的內線電話。
他需要一個最不可能，也最無法拒絕的“證人”。一個能把這件事，用最合理的方式，擺到所有人麵前的人。
江澈的手指在撥號盤上頓了頓，然後，撥出了一個號碼。
電話響了三聲，被接了起來。
“喂，哪位？”電話那頭，傳來一個睡意惺忪、帶著幾分不耐煩的聲音。
是縣電視台新聞部主任，李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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