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阿拉巴馬的河與灣
早晨四點，莫比爾灣的潮水把船輕輕推離碼頭，像母親把搖籃從床邊挪到窗前。我把珍妮號停在老捕蝦洞——那是爸爸當年用舊輪胎標出的暗樁，輪胎上的“火石”字樣早被藤壺啃得隻剩“石”字，像一句沒說完的警告。水麵像一塊擦亮的錫，倒映出岸邊的山核桃樹，葉子還沒黃透，像沒烤熟的麵包，邊緣卷著焦脆的褐色。
風從北邊來，帶著鬆林和鋸木廠的味道——鬆脂混著新鮮鋸末，像有人把聖誕樹切碎塞進信封寄來。我撒下第一籠，籠裡放的是昨晚在加油站買的雞脖子，塑料袋上還沾著機油指紋。籠繩是舊電話線，上頭粘著一家人的號碼，數字被海水泡得鼓起來，像腫了的指節，早已打不通。繩結處纏著根紅色毛線，是珍妮某年冬天給我係上的，說“防丟”，現在毛線褪成粉色，像褪色的嘴唇。
忽然，去年秋天的記憶像潮水一樣漫上來：巴巴多斯女王宮的白色回廊，陽光在拱門上切出鋒利的影子。我手裡攥的不是橘子，而是一枚貝殼紐扣——珍妮從舊襯衫上掉下來的最後一顆。她把紐扣塞進我手心時，指尖冰涼，像一片剛撈起的月影。她說：“留著吧，彆弄丟了。”然後轉身，背影被回廊的柱子切成一段一段，像被潮水衝散的沙堡。
十點，太陽把水麵照成碎銀子，每一道波紋都是一枚硬幣。一群紅嘴鷗跟著船飛，翅膀掠過桅杆時，投下的影子像散落的信紙，其中一隻的喙上掛著片藍色玻璃糖紙，折射得它像個過節的乞兒。我撈起第一網，蝦子蹦跳著，殼上還沾著昨夜月亮的磷光——那種冷冷的藍，像珍妮最後一次吻我時，嘴唇上薄荷糖的殘漬。蝦群在甲板上彈跳，發出“嗒嗒”聲，像小孩光著腳跑過木地板。那一刻我想起珍妮——她的眼睛在夜裡也這樣亮，亮得能照出我所有不敢說出口的傻念頭。
可那亮度如今屬於女王宮的露台了。我記得她站在那兒，身後是整片加勒比海，風把她的金發吹得像一麵投降的旗。她說“忠誠”與“夥伴”時，指甲無意識地刮著文件夾的邊角，刮得紙頁沙沙響，像此刻網裡蝦殼互相碰撞的聲音。
傍晚把船靠回格林博鎮，碼頭酒吧的霓虹燈開始閃，像壞掉的星星。招牌上的“joe’s”字母缺了“j”，隻剩“oe’s”，像誰在罵人又突然咽了回去。老板老喬把收音機調到鄉村台，多莉·帕頓在唱《joene》，聲音被海風撕得斷斷續續，像從舊毛衣裡拆出的線。我把賣蝦的錢換成罐裝可樂，冰得手指發麻，拉環“嘶啦”一聲，像給這一天劃了道封口。老喬遞給我一塊用蠟紙包的玉米麵包，說“今天烤糊了，算你的”，麵包底焦黑，掰開時熱氣裡帶著焦糖味，像某個夏天的午後，珍妮把烤成了炭。
玉米麵包的甜味讓我想起巴巴多斯的朗姆蛋糕——妮可·羅賓端來的那盤，表麵撒著一層細雪般的糖粉。我用叉子戳了一下，蛋糕裡流出粘稠的黑糖漿，像一條不肯愈合的傷口。羅賓輕聲說：“這是女王陛下的配方，珍妮親手調的糖漿。”我咬了一小口，舌尖燒得發疼，仿佛吞下了整個加勒比的日落。
夜裡睡在船艙，聽見水拍船板，像有人輕輕敲門。艙頂掛著盞煤油燈，燈罩上落著一隻飛蛾，翅膀上的花紋像珍妮那件藍白格連衣裙的碎片。我把那枚貝殼紐扣從牛仔褲口袋掏出來，放在掌心——它已經被體溫焐得微熱，邊緣磨得發亮，像一塊被潮水舔圓的月亮。紐扣背麵還粘著一根金色線頭，是她襯衫領口最後一根縫線。此刻線頭像一根極細的錨鏈，把我係在1969年那個遙遠的回廊裡。
水聲繼續拍船板，一下，兩下，像她在巴巴多斯說的最後兩個字——“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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