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的晨光像打翻的香檳，沿著西方石油大廈88層的外牆肆意流淌，映得整座城市仿佛都在金色的氣泡裡浮沉。阿曼德·哈默——《福布斯》雜誌剛剛用燙金字體將“美國富豪榜第三”的頭銜刻在他名下——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他手中把玩著一支1928年的勃朗寧鋼筆，筆帽頂端鑲嵌的7.2克拉祖母綠，在初升的陽光下折射出深邃而昂貴的幽光。窗外，他的帝國輪廓在晨霧中若隱若現：煉油廠、製藥公司、藝術品收藏……還有，芝加哥公牛隊。
他的目光投向東方，穿透三千公裡的距離，仿佛能看見芝加哥長老會醫院頂層那間特殊的套房。
芝加哥長老會醫院，頂層套房。邁克爾·喬丹躺在病床上，受傷的左腳踝被包裹在冰冷的鈦合金支架裡，像一件未完成的雕塑。百無聊賴中，他盯著電視屏幕，裡麵正播放著《ando》的預告片：施瓦辛格飾演的退役特種兵約翰·馬特裡克斯，端著60機槍在熱帶叢林中橫掃千軍，爆炸的火光映亮了他岩石般的側臉。
病房門被無聲地推開。哈默走了進來，身後跟著一位穿著考究、沉默乾練的私人助理。助理推著一輛精致的銀色餐車。餐車上沒有食物，隻有一雙嶄新的、紅白黑配色的1984年aj1“chicago”pe。喬丹的目光瞬間被吸引。
助理小心地將球鞋遞到喬丹手邊。喬丹注意到，在鞋舌內側，用優雅的手寫體繡著一行字：ike,frots.—a.h.”
“孩子，”哈默的聲音低沉而有力，帶著不容置疑的權威，“公牛隊現在是我的了。”他指了指喬丹打著支架的腳踝，“但你知道，真正的發動機，在這裡，在你心裡。”
喬丹摩挲著球鞋的皮質，眼神銳利。
“石先生，”哈默提到那個名字時，語氣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敬重，“他特意囑咐我，給你最好的醫生，最好的藥，甚至是最好的康複環境，但有一點——”他直視喬丹的眼睛，“彆讓你提前複出。”
喬丹挑眉，帶著年輕人特有的傲氣和不耐：“然後呢？”
哈默嘴角浮現出一絲老謀深算的笑意：“然後？我們要你在1986年3月，‘奇跡般’地重返賽場。”他頓了頓，加重了語氣，“然後，一路殺進季後賽，把波士頓花園裡那幫穿綠衣服的老家夥，打到懷疑人生！”
喬丹先是一愣，隨即咧開嘴笑了，露出潔白的牙齒，眼中燃起熊熊戰意：“哈默先生？我喜歡這個劇本。”
同一時間，倫敦鬆林製片廠pineoodstudios）龐大的007攝影棚內，彌漫著油漆、鋸末和創造力的混合氣息。詹姆斯·卡梅隆站在一堆布景板前，手中不再是沉重的方向盤，而是分鏡腳本。他正經曆著從卡車司機到導演的蛻變，每一步都浸透著汗水與孤注一擲的勇氣。
僅僅一年多前，1984年3月，他還駕駛著18輪大卡，在加州漫長的海岸線上奔波。白天，聖地亞哥到舊金山的凍鮪魚是他的貨物；深夜，橘郡圖書館的燈光下，他如饑似渴地抄錄著《機械設計手冊》和《光學攝影原理》上的公式與圖表。3月27日，一場突如其來的急性闌尾炎將他撂倒在急診室的折疊床上。劇痛中，他摸出隨身攜帶的圓珠筆，在輸液單的背麵，第一次清晰地勾勒出那個冰冷的、金屬質感十足的骷髏頭——那是“終結者”最初的雛形。
出院後，他做出了人生最瘋狂的決定：賣掉賴以為生的卡車，換來3000美元。這筆錢，他買了一台二手的cp16攝影機，租下洛杉磯一個僅8平米、沒有窗戶的車庫。這裡成了他的“特效實驗室”和“剪輯室”。他用剃須刀片小心翼翼地雕刻牙科石膏，做出終結者殘破的金屬麵骨；用簡陋的模型和自製炸藥，一格一格地拍攝那些在腦海中炸裂的場麵。沒有暖氣，冬天他就把顯影桶放在廚房灶台上，用湯勺攪動16毫米膠片，像是在熬製一鍋會發光的、名為“夢想”的濃湯。
1984年10月，《終結者》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個不起眼的午夜場首映。7800美元的首日票房，微不足道，卻像一道驚雷劈開了卡梅隆沉寂的世界——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走進電影院，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在大銀幕上，親眼見證自己親手創造的名字：“ritten&directedescaeron”。那一刻，他知道，方向盤再也握不住了。
到了1985年9月，《終結者》北美票房奇跡般地累積至3800萬美元。卡梅隆把那張代表巨大成功的分紅支票，像戰利品一樣釘在車庫的牆上。第二天淩晨3點，刺耳的電話鈴聲劃破寂靜。聽筒裡傳來哈默沉穩而充滿誘惑力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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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夥子，乾得漂亮。石先生和我看了你的作品，很欣賞。我們準備給你8000萬美元預算，拍一部東西，目標——比雷德利·斯科特的《異形》更炸！有興趣嗎？”
卡梅隆握著話筒，手指因為激動而微微顫抖。他知道，一個新的戰場，已經向他敞開了大門。
1985年10月30日，“superstars&super”慈善賽在洛杉磯傳奇的論壇球館theforu）拉開帷幕。這裡即將上演一場超越籃球的聚會。
鎂光燈的瀑布傾瀉而下，聚焦在場中央。邁克爾·喬丹坐在輪椅上，標誌性的公牛客場紅色熱身外套拉鏈敞開，露出裡麵的白色t恤，左腳上雪白的石膏成為最顯眼的“配飾”。他神情放鬆，甚至帶著一絲玩味的笑容。
推著他緩緩入場的是阿諾德·施瓦辛格。他一身剪裁精良的黑色皮風衣，宛如從動作片中直接走出，鼓風機恰到好處地吹起衣擺，獵獵作響。他寬闊的胸膛上，彆著一枚嶄新的徽章——“oidentafis”。這是哈默幾年前成立的電影公司帝國的最新標誌，而施瓦辛格，正是其引以為傲的“00號”簽約藝人。
詹姆斯·卡梅隆沒有坐在觀眾席。他戴著那頂熟悉的洛杉磯道奇隊棒球帽，帽簷壓得很低，幾乎遮住眼睛，像一位潛伏的觀察者。他手中拎著那台陪他度過車庫歲月的16毫米boex攝影機。他蹲在記分台下方，鏡頭捕捉著細節。
哈默本人則站在聚光燈邊緣，西裝筆挺，銀發一絲不苟。他左胸口袋插著一朵極其醒目的黑色玫瑰——那是石鬆在後台遞給他的，稱之為“時間之花”。
石鬆站在並排的位置，雙手習慣性地背在身後，目光深邃地注視著場中。他身後半步，站著一位提著公文箱、神情專注的助理。
快門聲如同暴雨般響起。哈默、石鬆、施瓦辛格、喬丹、卡梅隆——五人同框。這一刻被定格在1985年秋天的底片上，成為財富、力量、天賦、創造力與神秘交織的曆史性瞬間。輪椅上的喬丹微微轉動身體，麵向鏡頭，仿佛在無聲宣告他的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