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對扶蘇的毀滅性影響：
儒家理想的殉葬：
扶蘇的核心政治理念和道德準則源於儒家
“仁政”、
“王道”思想。
焚書，燒掉的是承載他信仰的
《詩》
《書》
《禮》
《春秋》
是孔子、孟子等先賢的智慧結晶；坑儒，活埋的是他精神上的同道、師長如淳於越的弟子門人）和堅持理想的士人。
他親眼目睹、甚至被迫主持了對自己信仰根基的係統性毀滅。這無異於精神上的淩遲。
“道”的幻滅：
他所堅信的
“以仁德治天下”、
“教化萬民”的“道”，
在父皇絕對的權力意誌和血腥鎮壓麵前，顯得如此蒼白無力，不堪一擊。他畢生追求的信念和價值，被證明在秦帝國是“無用”甚至“有害”的。這種幻滅感掏空了他存在的意義。
有了“掘墓人”的恥辱：作為名義上的“典籍整理”主持者，
他被釘在了這場文化浩劫的恥辱柱上。天下士人不會區分他的被迫與無奈，隻會視他為助紂為虐、親手埋葬聖賢之道的叛徒。
這種道德上的負罪感和恥辱感，日夜啃噬著他的靈魂。
孝道與道義的煎熬：
他既是儒家弟子，
又是秦始皇的兒子。
對父皇的敬畏與孝道，與對儒家道義的堅守，發生了最激烈、最不可調和的衝突。遵從父皇意味著背叛信仰，堅持信仰意味著對抗父皇。這種撕裂讓他痛不欲生，陷入巨大的精神痛苦和人格分裂。
始皇讓他主持此事，本就有消耗、
敲打和考驗之意。
扶蘇的無力、
痛苦和試圖微弱的抗爭如想保護部分典籍），在始皇和李斯眼中，恰恰證明了他的
“軟弱”、
“優柔寡斷”和
“不堪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