衍聖公府案的塵埃雖未完全落定,但其引發的震蕩已深刻改變了朝堂的氣象。清吏司的權威得以確立,改革派的聲音逐漸響亮,而皇帝朱由校在沈驚鴻的潛移默化下,對“格物致用”、“製度治國”的理念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認同。朝野的目光,開始從對個案的追究,轉向對更深層次國家治理,尤其是關乎國本的土地與民生問題的探討。
山東,作為此次吏治風暴的中心,同時也是試驗新策的最佳場地。陳子廷與朱統鑍在基本肅清孔府直接關聯的利益鏈條後,並未停歇,而是依據沈驚鴻“三步走”的方略,將工作重心轉向了更為複雜和根本性的問題——土地製度與基層治理。
山東布政使司的官衙內,陳子廷與專項督查組的核心成員,以及被緊急召來的幾位精通農政、田賦的戶部老吏,正對著一幅巨大的山東輿圖和一疊疊厚厚的魚鱗圖冊副本,眉頭緊鎖。
“大人,”一位戶部老吏指著圖冊上密密麻麻的標注,聲音沙啞,“山東之地,兼並之烈,觸目驚心。除孔府外,各地宗室、勳貴、官僚、豪強,以投獻、詭寄、強買等手段,隱匿田產無數。在冊納賦之田,十不及七八!小民或淪為佃戶,或失去恒產,流離失所。此乃國用不足、民生日蹙之根源啊!”
朱統鑍沉聲道:“清丈田畝,雖能厘清一部分,然則,若製度不變,今日清出,明日恐又被他法隱匿。且那些無地少地之民,生計如何保障?山東經此動蕩,若不能迅速安民,恐生變亂。”
陳子廷目光銳利,他深知問題的核心。大明的土地問題積弊已深,單一的清丈和懲貪,如同隻修剪枝葉,難以撼動盤根錯節的根基。必須有一整套結合現狀、能夠落地的改良方案。而這樣的方案,牽一發而動全身,絕非他一個清吏使或山東督查組所能決斷,必須由皇帝乾綱獨斷,並以朝廷名義推行。
他連夜起草了一份密奏,不僅詳細彙報了山東土地問題的嚴峻現狀,更附上了一份與幕僚、戶部官員反複商討後擬定的《山東等地田畝整頓與安民疏》草案,請求皇帝聖裁。這份草案,融合了沈驚鴻平日與他通信中提及的一些理念,並力求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找到平衡:
1.“限田”與“清退”並舉:建議對宗室、勳貴、官員及地方豪強設定最高擁田限額,超出部分,若為非法所得,堅決清退原主;若為合法購買但超出限額,則由官府以公道價贖買資金可部分來自追繳的贓銀)。
2.“授田”與“墾荒”安民:將清退和贖買的部分土地,以及清查出的無主荒地,優先授予無地、少地的佃戶和流民,承認其永佃權甚至部分產權,隻收取較輕的賦稅,使其成為國家的自耕農,穩定稅基。
3.“減賦”與“規範”減負:在清丈基礎上,重新核定田賦,合並部分苛捐雜稅,明確征收額度,杜絕胥吏上下其手。對貧困新墾之地,給予數年賦稅減免。
4.“保甲”與“鄉賢”共治:在基層,推行或強化保甲製度,但強調其治安與互助功能,而非單純的管製。同時,鼓勵選拔地方上正直有聲望的士紳或致仕官員擔任“鄉賢”,參與調解糾紛、督導風化、協助官府推行政令,形成官方與民間的共治格局,削弱胥吏和豪強對基層的控製。
這份草案,既試圖限製土地兼並,安撫流民,穩定基層,又考慮了執行的可行性,避免過於激進的“均田”可能帶來的巨大阻力。
密奏以六百裡加急送入京師。
文華殿內,朱由校仔細閱讀著陳子廷的奏章和那份沉甸甸的草案。他不再是那個隻對木匠活感興趣的皇帝,接連的大案和沈驚鴻的不斷“啟蒙”,讓他開始真正思考如何駕馭這個龐大的帝國。他召來了內閣輔臣、戶部尚書、以及被他倚為臂膀的魏忠賢。
殿內,爭論異常激烈。
戶部尚書首先擔憂:“陛下,限田、贖買,所需銀錢巨大,國庫如今雖因追贓稍有充實,然遼東戰事、各地災荒,用錢之處甚多,恐難支撐如此大規模之舉。且贖買之價若低,則怨聲載道;若高,則國庫不堪重負。”
一位閣老則從穩定角度反對:“陛下,祖製不可輕動。限田之議,古已有之,然執行極難,極易引發勳貴、官紳劇烈反彈,動搖國本。不若徐徐圖之,以勸誡、清丈為主。”
魏忠賢卻出人意料地表示了謹慎的支持:“皇爺,陳子廷所奏,雖有些理想,但山東如今就是個爛攤子,不用猛藥,難起沉屙。那些蠹蟲被收拾了,正好空出地方來試行新法。若成了,是皇爺您的聖明;若不成,也可及時止損。總比現在半死不活,還要不斷往裡填銀子賑濟流民強。再者,”他壓低聲音,“此法若能推行,可是能大大削弱那些不聽話的地方豪強和宗室的力量……”
朱由校聽著各方意見,手指無意識地敲打著龍椅扶手。他看向一直沉默的沈驚鴻通過奏章“在場”),腦海中回想起沈驚鴻關於“蒸汽機維護”和“清除積垢”的比喻。舊的係統已經運轉不靈,到處都是摩擦和損耗貪官汙吏、土地兼並、流民問題),不大修一番,更換一些部件製度),調整傳動治理模式),這台機器遲早要徹底停轉甚至炸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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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了。”朱由校終於開口,聲音不大,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決斷,“山東之事,已非一省之事,乃天下縮影。陳卿所奏,切中時弊,其所擬方略,雖有待完善,然方向是對的。”
他站起身,目光掃過群臣:“朕意已決。準陳子廷、朱統鑍所請,以山東為試行之地,推行《田畝整頓與安民疏》所列諸項。著戶部、清吏司、山東布政使司,即刻根據山東實際情況,細化各項條款,尤其是限田標準、贖買價格、授田細則、賦稅額度,務求公允可行。所需銀兩,以內帑撥付一部分,追繳贓款充入一部分,另由戶部設法籌措一部分。”
他特彆強調:“此次試行,重在‘安民’與‘穩固’。授田之事,優先考慮無地流民和原有佃戶,務必使其能安居樂業,感受到朝廷恩澤。保甲鄉賢,亦需慎重選人,使其真正為民辦事,而非成為新的盤剝階層。朕會給山東時間,也會頂住壓力。但若有人借此機會徇私舞弊、陽奉陰違,清吏司可先斬後奏!”
皇帝的金口玉言,為山東乃至更大範圍的土地與基層治理改革定下了基調。雖然前途依然艱難,但最高決策層的決心,無疑給陳子廷等人注入了一劑強心針。
聖旨下達山東,陳子廷與朱統鑍立刻行動起來。他們組織人手,深入州縣,宣講新政策,開始具體的數據核查和土地分配方案製定。過程中,依然有舊勢力暗中阻撓,有胥吏試圖在新政中尋找漏洞,也有百姓持觀望懷疑態度。但有了皇帝明確的旨意和清吏司尚方寶劍的威懾,改革的齒輪開始緩慢而堅定地轉動起來。
一些無地農民分到了夢寐以求的土地,雖然數量不多,卻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一些原本被沉重租稅壓得喘不過氣的自耕農,得到了賦稅定額的承諾,負擔有所減輕;基層開始嘗試推選那些真正有德望的人參與管理,雖然效果尚待觀察,卻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消息逐漸傳開,周邊省份的百姓翹首以盼,地方的官員心情複雜。所有人都意識到,一場由皇帝親自推動的、關乎億萬黎民生計和國家根基的深刻變革,已經從風暴後的山東,悄然揭開了序幕。而這幕後的總設計師之一,那位遠在遼東的薊遼巡撫,正將他現代的知識與智慧,透過複雜的官場網絡,一點點地注入這個古老的帝國肌體,試圖引導它走向一條不同的道路。外有強敵環伺,內有積弊待清,大明的命運,正係於這內外交織的奮力掙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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